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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好故事(第2页)

怀旧时分

民国之后,中国还没有真正自己的自行车制造工业,绝大部分的所谓车行,只能制造和销售自行车的零配件。1930年前后,华商聘请了日本技师,才组装出“红马”和“白马”牌的两种最早的国产自行车,但不少部件仍靠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了自己生产的“永久”、“飞鸽”,而我们家的自行车就是“永久牌”的,可结实了。

4难忘的露天电影

小时候,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电影院看电影,记忆中也就一两次的样子,其余关于电影的记忆都是露天电影。

看露天电影也是不容易的,要等到逢年过节、谁家有人喜事或丧事的时候才行。比如小伙子结婚的时候,他的一些哥儿们会给他放电影表示祝贺;老人过长寿,他的儿女们会请人来放上一场电影热闹一下;谁家砌了新房子,亲戚朋友也会给放电影喜庆一下……总之,只要放露天电影,全村的人就没有不知道的,农活统统放下,搬着小凳子就去了,当然最高兴的就在是孩子们了。

放露天电影的晚上,家家户户的晚饭都要比平时早一些,因为要占个好座位,这样看得清楚些。孩子们更着急,总是最先到放电影的人家看情况,一见放电影的人把屏幕竖起来,就拼命往家里奔,一个劲地催促家长快点吃饭,生怕赶不上似的。

放映之前,妈妈会给我们几毛钱,买点好吃的“奢侈”一下。看电影的人总是很多,大家边看边说笑着,还有很多人吃着瓜子。孩子们看电影其实就是图个新鲜热闹,大都就是满场的跑,互相追逐嬉戏,电影看完了,也不知道讲的什么,但是却开心极了!

也有一些有头脑的小商贩,每到这个时候都带着马灯,卖瓜子、糖果和香烟之类的。看电影的人们,有的自己从家里带了凳子,有的从主人家搬了凳子,有的干脆就站着,有的甚至蹲在草堆上看。那时候,农村里还没有电视机,看电影边成了我们最好的精神文化享受。村子里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电影迷,只要一听说哪个村子有电影放映,方圆十里八村的人就都聚到一起了。一般来说,前排的大都是孩子,搬了石头坐下看。靠后点的是本村的小板凳,再往后是本村人坐的高凳,最后边的人,就要站在高凳子上了。

电影放映前三五分钟,放电影的师傅往往会用话筒说说话,比如催还在家里的人快点来看电影,或者介绍当晚要放的内容。待放映时,原本热闹非凡的坪地眨眼间鸦雀无声了,所有的人全都融入到电影的情节当中去了,或喜或悲、或笑或哭……

记得有一次,我因为看电影,忘记了做作业,结果被老师罚了一天站。可尽管如此,等下次再有露天电影的时候,我还是会忘记做作业。

也许是看到只有看电影的时候,大家的心才会那么齐,于是村长想出了个办法,村里有事情需要村民集中开会,就会采取放电影的形式,等到换片的当中,再拿着话筒开起会来。可是,哪有人肯听呢,很多人都趁这个机会去方便,或相互交流了。

有时候一部片子演一场,而更多的时候是一部片子演好几个村,村子里要准备四、五个年轻人跑片子,就是前一个村演完一个拷贝后,由年轻16人火速传递跑往下一个村接着演……而后面村在演正片的前夕,往往要加演一些新闻纪录片,诸如“毛主席会见西哈努克”或《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等等,还有些本地电影放映队制作的动漫幻灯片,人们也津津乐道,赞赏不已……

看的次数最多的电影要算《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火红的年代》、《青松岭》、《闪闪的红星》等国产故事片,前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等脍炙人口,最为熟悉,特别是一些台词,插曲广为传颂,倒背如流,还有个别反面人物瓦西里,老狐狸的人物造型,栩栩如声,活灵活现……

那时候拉着放电影器材的驴车叫电影车,车上放的发电用的机器我们叫“电锅”。有一次,我跟哥哥到乡里拉消毒用的一个机器,赶着牛车走在乡路上,就有邻村的人看到,问拉的什么东西,哥哥开玩笑地说是演电影用的“电锅”,那人又问,为什么没有电影杆子(挂银幕的两根高竿子)?哥哥说村里有现成的。没想到那人当真了,一蹦一跳地跑回他们村里宣传了。晚上,果然就有好多外村的人来我们那看电影。哪有什么电影,我们因此被爸爸骂一通。

露天电影还有一个好处,是村里青年人表白爱情的好机会,一有电影,小青年就趁着人多,把事先准备的情书或什么东西,偷偷地塞到喜欢的女孩了手里,如果接了,就有戏,当然也因此经常打架。

怀旧时分

小时候能看得上一场露天电影能够兴奋好几天呢,现在回想起来伴着板凳守在露天场地,等待着放电影心里还甜滋滋地呢!

5样板戏

我小时候的精神生活非常枯燥,那时几乎就没有什么课外读物。我们看的最多的书籍通常是样板戏的书。在当时,样板戏类的革命书籍却多得令人吃惊,各种版本都有,从绘图版的到电影剧照版的,甚至还有更“老”的原始版,比如《智取威虎山》的前身自然是《林海雪原》了,《沙家浜》的前身则叫《芦**火种》等等,只记得那老版本比样板戏有意思。

在我上学那阵儿,样板戏的确有些泛滥成灾,从电影到戏园子到有线广播到无线电直至连电都不用的留声机,无一例外地都哼的是样板戏的调调。整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熏陶着,别说大人小孩都能唱上一两段,连我们家里的狗都差点学会,听着那叫声也似乎带有音阶。

我们也要演戏!这是学校规定的,要让样板戏占领每一个文化阵地,所以每个年级都要演一出样板戏片断。我们一年级的节目是《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就是杨子荣采访小常宝和她爹的那出戏。我很羡慕人家四年级同学是排练《沙家浜》中“智斗”那场,看看人家,不论是“胡司令”还是“刁得一”都有烟抽,那是人家阿庆嫂给敬的。再看看我们,一场戏里居然没个把的坏人出场,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我被老师指名演常宝她爹,弄得我很是郁闷。本来我自以为很漂亮,老师肯定会让我扮演小常宝,可没想到,老师却说我的外形适合演常宝她爹。那时候,我哪懂得什么外形不外形的,反正老师说演谁咱就演谁呗。戏排得很不顺利,主要是我老出错。剧中装哑巴的小常宝架不住杨子荣的煽动,一不小心脱口叫了我一声“爹”,然后我便忍不住哈哈大笑,结果就砸锅了。

听见老师在旁边大声喊“停”时,我才知道又坏事了,也冷静下来了,抬起头用惊慌而歉然的眼睛看看老师,而老师呢,也只好摇着头轻轻叹口气,然后再启发我,演戏的时候要想到“万恶的旧社会”,要有阶级感情,说只要一想到过去的苦难“你就不会笑了”。

后来在学校汇演时我果真没笑,反正我除了“八年了,别提它”这句外再没别的台词,不像“小常宝”和“杨子荣”那样还要扯破嗓子傻乎乎地唱半天。所以一演到那块我就脑子故意走神,拼命回想自己在家挨打的情景,脸上也努力挤出一付苦相。

我们不单只在学校演,还要出外去演,学校说是派我们去占领资产阶级的文化阵地,而且这也是课外活动。那些“阵地”通常就在大街上或某个院落里,我们穿着行头拿着道具在街上漫无目标地乱找,看见合适的地方,其他同学帮着拉开场子就可开演。这种场合一般是在晚上,老师也不跟着,演完后大家各自散场回家……

怀旧时分

样板戏对于现在、当时的人来说尽管意义不大,不过对于那时尚不太懂事的我们来说,确实带来过不少乐趣,这远远样板戏本身的价值。

6上天赐予的礼物——黑白电视机

上中学以前,村里只有两三台电视机,而且都是12英寸的,黑白的,稀有的很。那时候经常停电,于是,有电的晚上,好看的电视总是撩得我们坐卧不安,少不得邀几个小伙伴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去看。

那时候,“电视”还是个新鲜词儿,电视机对于群众来说更是个奢侈品,能的上电视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我们那时是可以在村里看电视的。“看电视喽!”这声吆喝,正是那时候村里公开播放电视的征兆。

村里的电视机一般都是由村长保管的,当然他也没有什么特权,因为那时的电视节目都是固定在晚上六点半或七点开始,所以即使他们平时想多看一会儿也没有可能,除非哪天下大雨才可以独享,倘若下小雨,准还有电视迷会来敲门。

正式看电视之前(甚至电视机还没搬出来之前),各种凳子椅子已经摆好。人头攒动,令我们这些小孩无法从容地观看,即使踮起脚来,也只及大人肩胛,所以我们便另谋看处,那就是在墙头上看电视。这点高度对于小孩来说不算什么,我们从门上爬到围墙上,坐在电视机的一侧,好比是坐在包厢里看戏,实在舒坦。只是后来小孩们纷纷效仿,我们的“包厢”也就不复存在了。

看电视本该是件乐事,可因为是在露天观看,也有很多的烦恼,比如夏天,在院子里看电视,被蚊虫叮得够呛,看一次电视,浑身上下,红肿一片;秋风萧瑟,穿着背心,冷得肌肤起鸡皮疙瘩,但为了不让人家占据位置,情愿挺下去,而不愿回家添一件衣服;有时撑着伞,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看电视感觉很过瘾,有人为了能使电视不受下雨的影响而继续放下去,从家里找出车篷,四面挂起……

我当时特别羡慕村里电视机的人家,冬天的时候,有电他们可以细嚼慢咽地吃晚饭,边看着好看的电视节目,而我们只好隔着门缝偷偷地往里瞧,像做贼似的,倘若那人吃完了饭仍不开电视机,我们就急得直跺脚,生怕错过了好节目。这时已又有许多老老少少电视迷来了。主人终于郑重其事地打开了电视,我们立刻蜂拥而入,自己便抢起椅子来,没有椅子的就只好席地而坐,两只眼睛睁得像铜铃。

电视剧在那个年代是不太多的,大都是港台和日本的,比如《八仙过海》《阿信》。广告也没有现在的多,至少中间不会忽然插进一段广告,不过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广告也是极其好看的。主人舍不得用电,总是电视剧一完,便迫不急待地关了电视,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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