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三章世家不动（第2页）

主人对奴隶、姬妾有完全的支配权，那些贵族子弟自可借此权力完全实现自己的性幻想，而不必顾忌对方的感受。石崇家里广有妾侍，他把沉香屑弄成粉末状，厚厚地撒在**，当成土制的体重计，然后让他宠爱的姬妾在**走，足迹比较轻的，石崇就赏赐珍珠，足迹比较重的，石崇就下令少给她们吃的，强迫减肥。很明显，石崇喜欢比较骨感的女性，于是就强迫女人迎合自己的趣味。他的性审美趋向和现代人确实颇为吻合，但他的举动则完全是无视对方意愿的霸道行径。

因此，当我们用性解放来比附贵族少年的“对弄婢妾”，拿女士减肥比附石崇的“沉香屑”时，始终要记得一点：在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这一切都被涂抹上屈辱与暴虐的色彩。

除了壮阳药以外，他们还发明了各种“奇技”，试图提高性质量。**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虚心地学习这门学问，他的儿子曹丕更声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热衷此道，勤学苦练，甚至连太监都不肯落后，身残志坚，也坚持学习。

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的理论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

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得如何动听，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会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吸取的阴气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弥补**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远不能平衡，所以**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而不泄精，利润就很可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而不泄精，那就可寿至万年。

为了更好地赚取性利润，陶弘景建议男人应该“弱入强出”。何为弱入强出？就是“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这种**方式也被称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进去，生龙活虎地出来。**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阴气，又不损失元阳，有很大好处。一般人总是“强入弱出”，在陶弘景看来，这简直是找死。

按照**的说法，**过程中如果没有“施精”，男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八十岁的男人，如果能在**中不“施精”，那么他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事性活动。由上述理论看来，那些**大师完全不知道人体有前列腺的存在。长期充血而不释放会导致前列腺炎，这一点他们毫无意识。

总体来看，“御女术”简直是一个混蛋理论，除了对一些**体位想得还算周到外，其他的说法大多荒唐可笑，而它的卑鄙野蛮则更让人发指。这种理论把女性当做榨取性利润的工具，以迎合猥琐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没有人在乎那些被“御”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贵人有占有女性多多益善的本能，又冀图从这种性行为中为自己牟取好处，就拿这种混蛋理论来聊以**。**中不断更换身下的女性，这实在是对女性野蛮透顶的侮辱。有人居然把这种御女术当做中国古代性科学发达之征兆，其实这无非是古代性堕落之明证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贵人并没有寿至万年，多半倒是会落个西门庆的下场，想到这个，多少能使人感到些许欣慰。

不过在这些疯狂愚昧的御女术和性聚会之外，更多的毕竟还是健康清新的自由**。魏晋是一个搁置了礼教、回归内心重觅自我的时代，有人找到了自我的兽性，但确也有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如果只看到野蛮荒诞的那一面，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歪曲的结论。

两晋南北朝残留下大量民歌乐府，这些诗歌和王洛宾收集的西部情歌颇为仿佛，里面描画的是甜蜜的**、男女的欢悦以及坚贞的爱情。这些乐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古代的情爱，下面摘录几首。

晋初孙绰所作的乐府诗《情人碧玉歌》里以女子的口吻描写处女的第一次性行为，云收雨覆后女子欢悦“颠倒”的感觉：

碧玉**时，郎为情颠倒。芙蓉陵霜荣，秋容故尚好。

碧玉**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其后的《子夜歌》里更写道：

宿夕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又有用含蓄笔法道出的**：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裙，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读曲歌》中又描写了男女欢爱留恋，不愿从温柔乡中抽身：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这些诗中的女子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能在**中得到愉悦。她们不是性聚会中被当做道具使用的木偶，也不是供男人进行性压榨的屈辱傀儡，她们是有着肉体快感和爱恋情愫的女人。在这里，**是互动互娱的生命之歌。在没有污秽玷染它的时候，它本该如此。

四、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孙泰、孙恩等人在江左以道术奉事帝王公卿，又转而以道术聚众起兵反晋。这是一部分其身分同于次等士族的晚渡侨人谋求政治出路的手段，其社会、政治意义，与原为门阀政治服务的北府将转而颠覆门阀政治一样。

刘牢之与刘裕，孙泰与孙恩，这是两支虽然表现迥异但实质上却有许多相同之处的平行活动力量。它们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走过相似的道路。当刘牢之只是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时，孙泰也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孙泰由于企图成为独立势力而聚众时被司马元显诱杀，刘牢之亦以拥兵自重而被桓玄逼死。孙恩乘农民暴动之势起兵反对门阀士族，刘裕则乘桓玄篡晋而起兵消灭门阀士族的代表桓玄。两种势力所走的道路如此相同，是由于它们反映了统治阶层变化这同一的历史趋势的缘故。

一、晋末的北府兵

《晋书》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际，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史臣所论，起自陈郡谢氏谢尚辍黄散以受军旅，迄于谢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间四十余年（344—387年），谢氏于晋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见谢氏家族发挥的历史作用。与东晋其它几家当政士族相比，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不妄生事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还有不曾为史臣注意到而后果甚为重要的问题，即淝水战后不及二年，谢安离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了中枢相权；三年甫过，谢玄又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谢氏此举虽属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压力，但压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弃相权和兵权，这在东晋门阀政治历史上是罕见的。谢氏离开中枢的结果，是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谢氏让出兵权的结果，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长远看来，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关系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前夕从事淮南、淮北的战争，指挥者是谢玄。淝水之战，谢石受其兄谢安之遣，解仆射之任，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统率兄子谢玄、谢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军应战。谢安则坐镇建康。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谢玄为前锋都督，谢安甚至自求征讨。这些阶段，合共约十年左右，驰骋疆场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将领是出身谢氏豫州军府的刘牢之，指挥权则在谢氏家族人物之手。谢玄卸北府之任后，北府宿将日就零落，他们分散于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军府，不再自成系统，也不能合力应战。这时羌、氏、鲜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诸国彼此攻伐，鲜卑拓跋部力量逐渐兴起，长期战事不已，北方混乱异常。所以南北之间作战的机会大大减少，淮南、淮北的北府兵暂时没有从事外战的需要。

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自彭城南返会稽以后，原由谢玄统领的徐州，与兖、青二州又析为二镇。宿将朱序监兖青二州军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镇淮阴。朱序为桓温旧部，将家出身，当十余年前桓冲为徐州时曾暂驻兖州。朱序虽然资望甚深，但于北府没有多少历史关系。所以当他再度出刺兖、青时，谢氏旧将留驻淮南、淮北者未必服从他的节度指挥。观《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于此时表求运江州米帛以资军俸一事，可知朱序兖、青任内，军资还要仰赖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兖、青就地取给，也不能从扬州江南诸郡获得，其处境是困难的。朱序在兖、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阳，谯王司马恬遂出继兖、青之任。《晋书》卷三七《谯王恬传》：“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谯王恬所督既包括晋陵在内，则其时兖、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阴南迁京口。《谯王尚之传》直谓其父“活镇京口”；《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异苑》谓恬在京口为都督，重修邓艾庙，均可证实此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说。

至于徐州刺史之职，自谢玄离北府后即由执政司马道子兼领。因此之故，徐州刺史虽置文武，但府第当在建康。《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年）徐州刺史荀羡等北镇下邳而于京口有留局以后说：“后徐州寄理（治）建业（建康）”。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之事。

总绾北府诸将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谢玄去职之后，先由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遥领，后入将家刘该之手而迁治于接近黄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本来是侨寄江北、常以广陵为治的兖州，却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谯王恬之手，移镇京口。这样，就在东晋的要害之地，出现了罕见的州治互移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出于中枢控制北府诸将的需要。

淝水战后谢玄北伐，北府诸将多偕同北行，谢玄自领的徐州与兖州刺史，也均随军事需要移驻北方。其时北方各族混战正酣，江表无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稳定，京口无需重兵驻守。后来谢玄南归，北伐活动暂时停顿，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诸将并未立刻相偕南还。暂驻淮阴的宿将朱序，虽以其监青兖二州军事、二州刺史之职，有指挥北府诸将的权责与资望，但未必为北府诸将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愿望。所以司马道子以执政地位兼领徐州刺史，必有对北府诸将遥领而羁魔之的目的，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鞭长莫及。后来刘该刺徐州镇鄄城，当是承司马道子的意旨，谋求实际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诸将。这当然是不会有成效的。刘该出为徐州刺史后，只有一两年即转为北青州刺史。

如前题所叙，太元政局，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既是主相相维以张司马氏的皇权，又是主相相争而各有树置。太元十三年（388年）四月，孝武帝委谯王司马恬以兖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兖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实际控制远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的作用，所以改镇京口，徐图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与建康呼应，以代替过去徐州刺史镇京口的作用。司马恬在京口，以子司马尚之为广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图牢固地控制下游，以为建康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