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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世家不动（第1页）

第三章世家不动

一、东汉士人的隐逸情结

归隐泉林，不仕于时，历来被认为是不遇之士人高尚其志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东汉士人社会之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以不仕为德高”隐逸情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说士人的去就之节。虽然按照儒家的说法，“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士人君子在清平之世也有为君主和朝廷推行教化之职责。然而，自王莽居摄之时开始，儒家士人去就之情结，就一直萦绕在士人之心灵深处。在东汉士人看来，“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只有“国君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不臣于天子、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独立；苦身修行，致力于砥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是令人敬仰的清节。而为了利禄汲汲于仕进的士人是失德和丧节的，令人鄙弃。

归隐泉林，不仕于时，历来被认为是不遇之士人高尚其志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东汉士人社会之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以不仕为德高”隐逸情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说士人的去就之节。虽然按照儒家的说法，“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士人君子在清平之世也有为君主和朝廷推行教化之职责。然而，自王莽居摄之时开始，儒家士人去就之情结，就一直萦绕在士人之心灵深处。在东汉士人看来，“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只有“国君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不臣于天子、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独立；苦身修行，致力于砥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是令人敬仰的清节。而为了利禄汲汲于仕进的士人是失德和丧节的，令人鄙弃。

王良出仕于光武之朝，其少习《夏侯尚书》，是一个典型的儒士，王莽时曾隐居不仕，光武时受大司马吴汉征辟，历任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司徒司直，此人在位恭俭，其官箴堪称为官者之典范。然而在他拜访友人时，却被拒之门外。据《后汉书》本传载：“（王良）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在王良的友人看来，王良不能息心于泉林，奔走于仕宦之间，居其位而没有大的作为，于士节已是有亏。而王良自己也认为自己的作为不符合士人节操，于是惭而归家称病，最终卒于家中，再未应朝廷召聘。或许王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已经“亏损”的士节，扭转自己在士林中的形象，也使自己能够不再抱愧重归士林。从这里，我们深切地看到，在东汉士人观念之中，出仕的士人无论在任期间其有如何优良的官德，于士节上，已是逊于不仕者一筹。

在东汉士人的道德评判标准中，仕与隐是相互乖离的道德取向，如果单纯从道德意义上考虑，隐而授道，旌善兴化，被认为是守志，是具有“清行高节”，相反，对官宦之途中的士人，多被讥讽为怀禄耽宠，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隐比仕有更高的道德价值。所以在崔篆劝孔子建一同出仕时，孔子建断然拒绝，说：“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像孔子建一样极端看重隐逸这种“清行高节”的东汉士人，往往把入仕仅仅当作尽士人之孝节、获取生计奉养老母的工具而已，而决不是将仕宦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手段，在完成奉养这个任务以后，他们多是迅速地脱离官场，毫不流连。譬如周磐，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其祖父曾为天水太守），少游京师学习儒家经书，好礼有行，诸儒宗之。因为家庭贫困，“居贫养母，俭薄不充”，深以老母迫近饥寒为忧，“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周磐虽然为官有惠政，应该具有一定的从政能力，然而他弃官如敝屣，从此以后再不应征：“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磐语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吾亲以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周磐的一席话，是将仕途视作荣利之物而已，不是能够实现其人生理想的“生术”。

此种观念影响之下，即便是不仕的士人，如果不能真正退身穷处、守志不移，不能真正坚持所谓的高素浩然之业，而对名利表现些许的热情，也会被士林视作不能守节。因得罪宦官致仕归家的杜密，和政府依然保持来往，就受到士人的冷嘲热讽，《后汉书》本传载：“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王昱以刘胜为例，暗讥杜密不安寂寞，有损名节。应劭也依据孔孟之“君子思不出位”之义，讥讽杜密“婆娑府县，干预王政”，是厚颜薄俗。郭林宗不能处斗筲之役，辞官不做，又因察觉汉末时局之腐朽，虽然在士人阶层享有盛名，又多次受到官府征辟，但其终于没有涉足仕途，范滂曾品题其人品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显然郭林宗为典型的不仕之士。然而，郭林宗又一直游走在官僚系统的边缘，其与河南尹李膺相善，互相提拂；其善于人伦，品题人物被称为“则哲之鉴”，其人物评价决定着士人阶层的舆论导向，开后世人物品藻之先声，在当时是一位风云一时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东汉士人虽然对其风度、见识敬仰有加，但还是有人对其“清节”提出质疑。徐稺就曾经劝郭林宗说：“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此言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士人对那些热心政事的“隐士”的讽谏呢？

《后汉书·逸民列传》云：“自（肃宗）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同书《陈纪传》云：“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以此观之，隐逸之士应该多出于时政昏暗之朝，与朝廷和政权的污浊黑暗相比较，隐居林际水边的士人自然显得清白高尚，这些士人可以被称之为具有高节清行。然而在整个东汉一代，即便是在朝政清明如光武明章之世之时，隐逸之士依然被世人认为具有“清节”，这可能也是东汉士人在观念上较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隐逸清节的推崇体现了东汉士人群体的价值取向。《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儒家传统强调的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在隐与仕的关系上，还是以仕为重，并最终以出仕作为士人生命的基调。东汉士人道德质重，普遍重视隐士之节、激贪厉俗之社会功能，但这种对处士节操的普遍重视，未免显得有些不得其“中”。后世士人对此也颇有微词，王夫之在论及东汉隐士之时，称之为“遁非其时”。他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而且他认为严光等人的隐逸不仕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产生的流弊也很多：“故严光、周党、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无以济天下也，吾恐其于忠孝之谊，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的确，和心怀苍生、兼善天下，补天捧日、矢志不渝的入仕士人相比，孤高自傲、明哲保身的隐士们的士节是否就一定高尚么？倒是范蔚宗之言颇值得后人思量：“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

二、东汉的世家大族

所谓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它们是东汉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又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和领袖。

西汉后期。随着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世代官至二千石的家族，甚至还有父子相继为宰相的例子。东汉建立后，世代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历史证明，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和豪族政治框架中。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它们必将成为东汉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光武帝刘秀为了约束世家大族，防止它们结党营私，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太尉西曹掾蒋遵因微过被免官禁锢，侍中戴凭为之求情，刘秀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后汉书》卷79《儒林传·戴凭传》）大司徒侯霸推荐“素有讥议”的前梁令阎杨，刘秀“疑其有奸，大怒”，赐侯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后汉书》卷26《冯勤传》）崇山、幽都，相传是舜流放骥兜、共工之处。“比周”意为结党。刘秀如此多疑，说明他对大臣结党高度警觉。继侯霸之后担任大司徒的韩歆、欧阳歙、戴涉三人相继被杀，便都与此有关。刘秀曾对司徒冯勤说：“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戒。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同上）

刘秀的上述言行，释放出强烈信息，即大臣必须“尽忠于国。事君无二”，而不得“朋党比周”。做到这一点，便可“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否则将有“放逐受诛”之祸。故韩歆等被杀后。“大臣难居相任”。蔡茂、玉况为司徒，小心翼翼，“清俭匪懈”，“皆得薨位”（《后汉书》卷26《侯霸传》、《蔡茂传》）。冯勤听了刘秀的劝戒，“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明帝、章帝时期，最受信任的三公有赵熹、牟融、郭丹、鲍昱等。熹“正身立朝，未尝懈惰”；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丹“廉直公正”；昱“奉法守正”（《后汉书》卷26《赵熹传》、《牟融传》，卷27《郭丹传》，卷29《鲍永传》）。他们的形象对世家大族有示范和矫正作用。

和帝以降，外戚、宦官专权，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大臣们多随波逐流，容身自保。如窦氏当权时，“兄弟专朝”，“虐用百姓”。朝野“论议凶凶”，而“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梁氏及宦官当权时．“内外莫不阿附”（《后汉书》卷45《袁盱传》），“中外服从，莫不屏气”（《后汉书》卷78《宦者传》序）。这些大臣虽能“容身避害”（《后汉书》卷43《乐恢传》），甚至“光宠三族”（《后汉书》卷78《宦者传》序），但得不到舆论的好评．又每每随当权外戚、宦官的覆灭而被处死、远徙、免官、禁锢。长远地看，这些人及其家族没有前途，不是当时迅速崛起的世家大族的主体。

在外戚、宦官的**威之下，也有一些大臣敢于抗争。如窦氏专权时，尚书仆射乐恢弹劾窦氏党羽，“无所回避”。并上书和帝“诸舅不宜干正王室”，后遭窦宪迫害，“饮药死”。司空任隗和司徒袁安，“同心毕力，持重处正，鲠言直议，无所回隐”。“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后汉书》卷43《乐恢传》，卷21《任隗传》，卷45《袁安传》）。窦氏败后，和帝除乐恢之子已为郎中。任隗已薨，和帝“追思隗忠”。擢其子屯为步兵校尉。袁安亦薨，和帝“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安子赏为郎”（《后汉书》卷43《乐恢传》，卷21《任隗传》，卷45《袁安传》）。和帝对这些忠臣的褒奖，及舆论对他们的赞扬。为世家大族进一步指明了发展方向，并创造了汝南袁氏等一批新兴的世家大族。

袁安先人，只有祖父袁良见于记载，且位不过县令。袁安以下．则世代公卿。安子京至蜀郡太守，京子彭至光禄勋。彭弟汤至太尉．彭子贺至彭城相，贺子忠至卫尉，汤长子成至左中郎将，成子绍至大将军．汤次子逢至司空，逢子基至太仆，逢子术至后将军，逢弟隗至太傅．安子敞至司空，敞子盱至光禄勋。其中安、敞、汤、逢、隗，“四世五公”（语见《后汉书》卷58《臧洪传》）。与袁氏情形相似的还有张荫、韩棱、周荣等．他们也都通过与窦氏的抗争，使家族地位得以上升。张醋父祖皆无官位，而酷至太尉，二孙济、喜皆至司空。韩棱父为陇西太守，祖父以上不详。而棱官至司空，子辅至赵相，孙演至司徒。周荣家世不详，当出身平民，而荣官至太守，子兴至尚书郎，孙景至太尉，曾孙忠亦至太尉（《后汉书》卷45《张醋传》、《韩棱传》、《周荣传》）。

安帝末年，何熙、役讽、羊浸、李郃、陶敦、杨震、朱宠、陈禅等，同外戚阎氏、耿氏、乳母王圣及宦官进行了斗争，从而使又一批世家大族崛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弘农杨氏。太尉杨震上疏，要求安帝疏远王圣等人，安帝不听。而“内幸皆怀忿恚”。耿氏和阎氏向杨震推荐亲信党羽．震皆不从，因而“见怨”于外戚。安帝大兴土木，为王圣修建宅第，宦官樊丰等趁机舞弊，“诈作诏书”，调发钱谷和材木，“奋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杨震上疏弹劾，语气“切至”，“帝即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遂共谮毁之。安帝罢其太尉，遣归家乡，杨震不服，“饮鸩而卒”。顺帝即位后。安帝外戚、内宠被诛，杨震的门生“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顺帝乃除杨震二子为郎，并以礼改葬。据说，“先葬十馀日．有大鸟高丈馀。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后汉书》卷54《杨震传》）。从此，弘农杨氏的声望和地位骤然提高。杨震曾祖以下皆无官位，自震以后则世代公卿。长子牧至侯国相，牧孙奇至卫尉。少于奉似无宫位，奉子敷早卒，敷子众至侍中。中子秉一支最盛．秉及子赐、孙彪皆至太尉。史称“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后汉书》卷54《杨彪传》）。

外戚阎氏、耿氏及宦官、内宠将杨震迫害致死后，又“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将太子废为济阴王。太仆来历，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光禄勋役讽．宗正刘玮，侍中间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等十馀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这位太子就是日后的顺帝。故顺帝即位后，拜张皓为司空。桓焉为太傅，来历为卫尉，“役讽、刘玮、闾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并为公卿”（《后汉书》卷15《来历传》）。其中。来历有外戚背景，曾祖来歙官至中郎将，祖、父皆无官位，而来历官至车骑将军，子定至虎贲中郎将，孙虎至屯骑校尉，孙艳至司空。来历在安顺之际的表现，使来氏也成了世家大族。桓焉世代帝师．祖荣、父郁皆至太常，而焉至太傅、太尉，家族地位进一步提高。张皓．祖上宫位不详，而皓至司空，子纲至广陵太守。顺帝“欲擢用纲”。“不幸早卒”（《后汉书》卷56《张纲传》），否则也会位至公卿。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人皆平民出身，位至公卿后，家族地位必然大大提高。

顺帝初年，外戚、宦官势力较弱，士大夫们略占上风。后者利用这一机会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司空张皓“多所荐达，天下称其推士”（《后汉书》卷56《张皓传》）；太尉王龚“所辟命，皆海内长者”（《后汉书》卷56《王龚传》）；尚书令左雄改革察举制度，提高人仕门坎。十多个太守“坐谬举免黜”，而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多位名士拜为郎中。史家描述当时朝中盛况说：“李固、周举之渊漠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忌、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颉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这些人物中不乏世代高官者。除前面提到的桓焉及张皓、张纲父子外，还有：山阳王龚位至太尉，子畅位至司空；汝南陈蕃位至太傅，子逸至鲁相；颍川李膺位至长乐少府，祖脩至太尉，父益至赵国相，子瓒至东平相；下邳陈球位至太尉，子瑪至吴郡太守，瑪弟琮至汝阴太守，弟子珪至沛相，珪子登至广陵太守；汉中李固位至太尉。父郃至司徒，子燮至河南尹；江夏黄琼位至太尉，父香至魏郡太守。孙琬亦至太尉；河南种篙位至司徒，子拂至司空，孙劭至大鸿胪。不见于上述名单的还有：弘农刘崎位至司徒，子宽至太尉，孙松至宗正；蜀郡赵戒位至太尉，子典至卫尉，孙谦至太尉，谦弟温至司徒。东汉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为“公”，称其子孙为“公子”、“公孙”，“公”之家族则称“公族”。他们是朝廷显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门数“公”的家族更是世家大族的中坚。

上述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与其成员不畏权势的政治勇气及窦、阎兴衰所提供的历史机遇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汝南袁氏就是这样。袁安“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有清洁之美”，袁汤“诸儒称其节”，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袁忠“以清亮称”。灵帝时，“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而袁贺之子袁闳“少励操行，苦身修节”，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卻也。”闳弟弘则“耻其门族贵势，乃变姓名，徒步师门，不应征辟”（《后汉书》卷45《袁安传》）。弘农杨氏更是这样。杨震6（J陸公廉，不受私谒”，所举茂才王密曾“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曰：“暮夜无知者。”震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惭愧而出。有故旧长者劝震为子孙开产业，震不肯，日：“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及弹劾外戚、宦官，又毫不畏惧。宁死不屈。杨秉亦“以廉洁称”，在位“计日受奉，馀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朝野嗟怨”。秉乃条奏牧守以下五十馀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宦官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参，槛车征诣廷尉。参惶恐．道自杀”。杨赐和杨彪也都有与外戚、宦官斗争的事迹。赐曾上书指斥“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彪曾揭发宦官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馀万”。杨奇与灵帝的一段对话，更生动地反映出杨氏的门风。灵帝问：“朕何如桓帝？”杨奇答：“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灵帝很不高兴地说：“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引文分见《后汉书》卷54《杨震传》、《杨秉传》、《杨賜传》、《杨彪传》、《杨奇传》）东汉的其他世家大族也多是这样。

世家大族的门风，得到当时舆论的好评。特别是在桓灵之际的清议运动中．“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太学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士大夫们又“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日三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顾，次日八及，次日八厨”。“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后汉书》卷67《党锢传》序）。宦官发动党锢之祸，杀了“三君”窦武、刘淑、陈蕃，“八俊”李膺、荀翌、杜密、朱寓、魏朗，“八顾”巴肃、范滂、尹勋，“八及”翟超，“八厨”刘儒等．使一批已经兴起或即将兴起的世家大族被扼杀，但世家大族清廉正直的门风却得到世人更普遍的认同。

东汉世家大族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特征，其家族教育功能，则是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以“公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和礼法门风，是培养当时所需统治人才的最佳场所。而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世家大族同一般权贵、豪族、学者有了区别，也使曰后世家大族向门阀士族的转变及门阀制度、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了能为社会和历史所接受的基本理由。

三、魏晋南北朝的男女聚会：恣意欣赏他人美妻娇妾

魏晋士人猛吃毒药，各种毒物郁结体内，兼之多半嗜酒如命（见《如何过日子是更重要的问题》一章），在药与酒的双重刺激下，做出了众多怪异之举，绝不是现在的新新人类所能比肩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朝代的上流阶层像魏晋时代的士人那样贴近于西方嬉皮士。

东晋的名士王忱，出身于琅邪王家，声名显赫，更做到过荆州刺史的头等要紧职位。但就是这么一个高官，其举动之荒诞，即便朋克乐队成员也会瞠目结舌。此人的老丈人亲人去世，他带着朋友前去吊丧。老丈人正在痛哭流涕，而他居然和十几个朋友一起脱得精赤条条，披散着头发闯了进去，十几个人绕着王忱的老丈人走了三圈。该老丈人正在伤心之际，忽然见以女婿为首的十几个光腚绕着自己转圈，其惊惧气愤可想而知。

王忱的行为属于荒诞狂放，周的行为则只能用兽欲勃发来形容。周是东晋初年的高官，位居尚书仆射（副总理级别）之职。当时的大将军王敦非常忌惮他，一看见他就紧张，一紧张就出汗，只要碰见周，哪怕是冬天，王敦也要拿着扇子猛扇。后来王敦兵变成功，将其处死。周死前，破口大骂：“老天有眼，快杀王敦啊！”押解他的人用戟戳他的嘴，血从他嘴里一直流到脚后跟，周依旧神色不变，可见此人不是个平庸之辈。

就是这个慷慨激昂的周，却做出过荒唐至极的事情。尚书（部长级别）纪瞻邀请朝廷要员们到家里做客，席间叫出自己的宠妾给大家表演歌舞。别人看看歌舞，称赞几句也就罢了，可是周居然**心大动，众目睽睽之下忽然脱了衣服，当着人家丈夫的面冲上去就要强奸这个女人。众人一看，这还了得？当下一起死死把他按住，这才没有得逞。这种死不要脸的行径，若非在酒与药的双重作用下，恐怕不会出现。

魏晋时期士人行为的这种荒诞，全部归结到毒药和酒上面也不大公允，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犬儒主义与自我放纵的混合变种，毒药和酒只是将其释放的一个由头。很多人是以酒和药为幌子，真正驱动他们的是**狂放的心灵。儒家的礼教已经被搁置一边，生与死的匆匆变换又见识太多，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又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呢？这些士人物质上的满足可以轻易得到，心灵却又处于如此广阔的空间。自我被释放了，却又无处依托，就在广袤天地间随意游**。有人在灵魂深处为自己寻觅到家园，有人则完全迷失。

这是一个审美压倒了伦理的年代，也是一个自由而迷惑的年代。这种背景之下，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特异行为，而且也不乏可爱之举。比如，阮籍经常和邻家酒铺的女掌柜一起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她身边。做丈夫的开始很怀疑，观察了很久，发现阮籍确实没有任何不轨，就没有干涉。阮籍的心胸，确实不是何晏之流可以比拟的。

但有时，这种特异行为会变得极其下流，晋朝就有不少下流坯。西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经常举办性聚会，他们一起脱光了衣服喝酒，然后就各自和妾侍**，互相观摩。

不过，那种**party放到当时的社交大环境里看，却也是其来有自。晋朝人交往时相当亲昵随便，对男女之防也不大看重。炼丹家葛洪性格严肃，对当时的一些习气非常愤慨，发表了若干评论，留下了当时社交风气的记录。根据葛洪的说法，宾客相见也不互道寒温，客人一进来就喊：“老东西在哪儿？”主人马上回答：“你这老狗来了？”不这么打招呼的，大家都说他古板，不和他来往。招呼打完了，下面就是聚会，有人当众洗脚，有人就地撒尿。这些人对男女之嫌也不顾忌，往往直接就往人家内室闯，恣意欣赏人家的妻妾，嘴里还不干不净，对她们的身段和脸蛋大加评论，全无尊重之意。有些姬妾躲起来，这些人居然公然搜索，发现了就拖出来观看。主人虽然难堪，但当时习气如此，如果加以阻挡，倒显得自己小气。**party只是这种聚会的加强版。这些硬拉女人出来品评的男人固然下作，但也说明当时的性观念确实宽松。

我们自然很难相信当时的社交礼节都是如此，但葛洪的说法肯定也不是向壁空造。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时的风气。王戎有一次去看望女儿女婿（就是借钱久不归还，让王戎大为光火的那一对），去得过早，人家还在卧室里睡觉呢。他就直接往卧室里闯，把女儿女婿堵在被窝里，其用意我不大能理解。女儿女婿看王戎守在床头，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们俩，也不尴尬。女儿从北面下床，女婿从南面下床，就地接待王戎，脸色平静无异。如此情形，即便在现代人看来，也会觉得颇为怪异，认为这个老丈人太不正经。依此来推断，葛洪的说法想来也还可靠。

有人认为这种**party是古代的性解放，其实这和真正的性解放运动完全不是一码事。那些妾侍是否愿意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否愿意被他们**，这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不平等地位下的性party，不过是一种**裸的性凌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