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十章 一家人（第2页）

晚上吃饭的时候，爸妈都没有说话。二姐突然放下碗筷说：我不上学了，让大姐上学吧。说完哭着跑回了自己的屋里。那晚，我看见父亲第二次流泪。二姐从那没再上过学，她却没抱怨过什么。她就象一棵柔弱的小树，我就象她旁边的小草，用她单薄的身体为我挡风遮雨。

过年了，家里的供品是少不了桔子的，可是那年的桔子家里没有人吃

大姐毕业之后找了工作，二姐也有了固定的工作。只有我在享受着我的大学。经常回忆起那淡淡的清香。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到南方出差，见到了桔子树，专门带了一棵小树苗回家。妈妈把它仔细的养起来，在北方它是不容易成活的。

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我的小外甥围着妈妈叫着姥姥，我从桔子树上摘下一个桔子，轻轻的剥开，一股淡淡的清香，好象一切又回到了童年。一个人分一半，那一个留给还没下班的父亲。

把桔子放进嘴里，酸酸的，带着一点甜味。后来我又喜欢上了桔子。

鞋的故事

我患脚气有一段时间了，用了几种药，总不见断根，三番五次地复发。母亲知道了，说：“你成天穿皮鞋，闷的。皮鞋不养脚呢。现在我眼睛不好，纳不了鞋底，要不然再给你做一双布鞋。”母亲说完叹了口气，似乎有些歉疚。听了母亲的话，我心窝里情不自禁地涌出一股暖流，缓缓地淌着，将记忆中那些无法抹去的影像一一翻腾出来。

母亲是个瘦小而精力充沛的女人。其实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血压偏低，有心脏病，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我们姐弟四人上学读书，每一天，母亲的劳动都排得满满的。母亲白天的劳动，给我的印象不深，尽管我知道她很辛苦；惟独母亲夜夜在灯下纳鞋底的场景照片一样烙在我的心壁，至今仍记得十分清楚。

那时家中点的是十五支光的电灯，昏黄的光梦一样朦胧。停电了，就点煤油灯，屋子里更加朦胧。母亲将碎布片用浆糊粘在一起，一层层地叠起来纳千层鞋。母亲坐在矮凳上，手拿着鞋底，右手捏着长长的钢针。母亲用戴在中指上的顶针将钢针用力穿透厚厚的鞋底，一针一针细心地纳着。每纳几下，母亲就习惯性地将针尖在头皮上蹭蹭，让针尖变得更滑。母亲的动作柔和优雅，像在编织优美的舞蹈。

屋角里的纺织娘在叫，门前泡桐花在夜色中绽开。这样温馨的夜晚，我常常趴在母亲的脚边睡着。母亲便放下手中的活，抱我上床；替我掖好被子，母亲又坐回矮凳上。风从窗户里钻进来，灯光的晃动中，母亲劳作的影子在墙上被拉得老长。

不知要花多少个夜晚，母亲才能纳好一双鞋底。每纳好一双，母亲就会伸伸酸痛的腰，用手指在鞋底上抚摸。成千上万根麻线将鞋底绷得结结实实。有时候，母亲还会将纳好的鞋底给隔壁左右的大婶欣赏。大婶们称赞鞋底纳得针脚密，针线齐，说你们家的孩子可真有福气，穿上这样厚实的鞋，那脚才叫享受呢。这时，母亲满是皱纹的黝黑的脸上就露出舒心的笑。

一双双鞋底在我的睡梦中完工了，母亲却不得停歇，又忙着做鞋帮，将鞋帮用麻线牢牢地上在鞋底上。往往等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一双崭新的透着母亲体温的新鞋就摆在床头了。

母亲做的布鞋，穿在脚上很舒服。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懂母亲做鞋的辛苦，常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疯耍，爬树，钻沟，走路时比赛着踢石子，看谁能一脚将石子踢得最远，看谁能将一颗石子从家门口一路踢到学校。常常一双新鞋穿不了两三个月就磨破了。母亲总是一边帮我补鞋一边埋怨，“你这双脚呀，怎么穿鞋的！”

这么多年，母亲不知为我做了多少双鞋。在母亲看来，惟有她做的鞋，穿在儿子脚上，才是最好看最舒服的。但少年的我却并不这样想。初二那年，运动鞋已经在乡村中学流行起来，很多学生脚上都蹬着一双运动鞋，神气又漂亮。我很是羡慕，回家让母亲给我买。但那时候家里很穷，买油盐酱醋的钱都指望着几个鸡蛋，哪里有钱买运动鞋呢。恰好城里的一个亲戚来做客，知道了这件事，带我上街买了双运动鞋。母亲很是感激，为了答谢，特地为亲戚家的孩子做了两双结结实实的布鞋。那两双布鞋做得很精致，花了母亲不少工夫。

考上大学后，我是穿着皮凉鞋去学校的。临行前，母亲将一双崭新布鞋塞进皮箱。我说不用带了。母亲说：“带上吧，晚上洗脚后看书踏一踏吧。”母亲那时候已经接受了我和哥姐们不大穿布鞋的事实，但改不了习惯，空闲下来，总是将不能穿的旧衣拆了做鞋。孩子们都穿皮鞋了。一双双布鞋做好了就收藏在家中的老木箱里。母亲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天好的日子就翻出来晒一晒，等待着有一天能再穿在孩子们的脚上，哪怕是过年时只穿一回也行。大学里几乎没人穿布鞋，母亲塞给我的那双布鞋摆在床底，很少拿出来穿。日子一长，竟几乎淡忘了。后来有一次寝室里大扫除，从床底角落里翻出了那双鞋，上面布满了灰尘，因为受潮，已经发霉了。虽然不穿，我还是很心痛，将它洗干净后晒干，重新收在箱子中。

大学二年级的那年冬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雪积得很厚，天很冷。晚上上晚自习时坐在教室里看书，穿着皮鞋的脚冻得冰凉。这时候我忍不住怀念起小时候母亲做的又厚又暖和的棉鞋来。正在怀念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张家里寄来的包裹单。去邮局一拿，正是我梦寐中又厚又暖和的棉鞋。原来，母亲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我读书的城市下了大雪，翻出老木箱中收藏的早就做好的棉鞋，给我寄来了。捧着母亲千针万线做的棉鞋，回学校的路上，寒风瑟瑟，我心里酸酸的。

晚上穿着母亲做的棉鞋看书，脚暖乎乎的。从那以后，我不再觉得母亲做的布鞋比皮鞋难看。每年春节回家，返校时都要带一双母亲做的布鞋，像母亲说的那样，晚上洗脚后看书时穿。

今年春节回家，母亲说晚上总是感到双脚冰冷，怎么也暖和不了。我第二天立即到镇上给母亲买了一双棉皮鞋。动身前母亲拦着不让我去，说她有鞋呢。我还是去了。鞋买回来后，母亲责怪我买贵了。我却有些心酸，母亲啊母亲，你给我做了一辈子鞋，那是用钱能衡量的吗？

吃年夜饭的时候，我特地留意了母亲的手。母亲为我们搛菜的手上布满一道道裂口。

我知道，那是长年累月，母亲纳鞋底时被麻线勒出来的。

一念之差

我的父母当初是不是由于一念之差而结合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京郊丰台的铁路工作，住在铁路宿舍，我和奶奶生活在北京城里，这点地理上的距离加大了我们之间心理上的距离。

在我过去这40多年的生命史上，远离父母的生活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性情散漫的自由主义者。好在那时侯，我学会了一点儿不三不四的雕塑手艺，隔长不短地揽件雕塑的活儿干干，挣些个散碎银子，维持自个儿闲散的生活。

1991年4月7日是个晌晴薄日，上午10点多钟，我正兴高采烈地和一个搭档做一个表情端庄的人民女教师的雕像，我的呼机响了起来，我满怀怨气地拨通了电话，是弟弟焦急的声音，“爸病了，现在铁路总医院，你快过来，打的过来。”

搁下电话，我几乎是小跑着来到马路边儿，等不及那廉价面的，我打了一辆对我而言太过奢侈的夏利。来来往往的车在我面前不断闪过，我脑子一片空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铁路医院门口的。还没等我下车，弟已扒在窗口带着哭腔说：“爸死了”。

这一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人看病，我们走到一条走廊昏暗的中部，妹妹迎上来，流着眼泪说：“哥，爸死了，让公共汽车给耽误了，爸在车上发病了，他们不给拉医院抢救，给拉总站去了，放锅炉房好几个钟头……”

我看着躺在担架**的父亲，半睁着眼，半张着嘴，额头上沁出淡淡的血痕，我伸出手，把他冰凉的眼合上。妹妹在一边说：爸是不是还没死，再抢救一下。我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医生，他说已经死了，送太平间吧。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父亲4月7日这天出行，是要到沙河三伯家给奶奶扫墓，顺便也和在京的几个弟弟们聚一聚。他在家是长子，又是孝子，为了这个“孝”字，他夹在我奶奶和我妈两个脸色同样阴沉的女人中间，一生过得都不痛快。

我家祖上是旗人，皇上在的时候，靠铁杆庄稼，有吃有喝，民国以后，日子就渐渐衰败。据说爷爷干过倒卖古董的生意，没挣着钱，又到门头沟煤矿给人当账房先生，也没干长久；因为患有高血压，爷爷一生无正当职业。到父亲十几岁的时候，我家已沦落为城市贫民。身为长子的父亲在14岁的年头，到铁路上当了一名司炉，那时还是日本占领时期，他每天从城里到丰台机务段去上班。父亲在家中是长子长孙，从小倍受宠爱，用奶奶的话讲，家境尚好时，父亲想要什么，就买什么，一不高兴就掀桌子；我难以想象，童年时那么顽劣的父亲却以14岁的少年之身，一下子就挑起了养活父母和4个弟弟的重担，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由于父亲的工作，我们这个贫苦破落之家才得以维持。

伴随父亲一生的痛苦可能源于他的婚姻。在他结婚之前，奶奶是一家之主，他挣的钱全交给奶奶。结婚之后，他在丰台铁路宿舍安家，把工资全交给奶奶就不合适了。当年他的财务分配情况，我并不知晓，童年的记忆中，是父亲在每月15号发工资这一天，下班后会准时骑车上北京，把该给的钱交给奶奶。父亲是素食者，每次回来，奶奶给他做的饭都是白菜鸡蛋馅饼，父亲吃得很香，但沉默寡言。我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在一边看着他，他几乎从来不和我说一句话。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未来北京看过我。她是黑龙江人，刁钻、自私、言语刻薄，念过中学，后来又在天津铁道学院进修过一年，在50年代的基层，她也算个“大知识分子”了。

我大约是在上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才比较近切地接触到母亲。那是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回丰台的家住几天。丰台的家沉闷、阴郁，和在那的姐姐妹妹见了几面，因为平时不在一起生活，彼此生疏，不怎么说话。记得母亲是个衣着考究的人，穿的比孩子讲究得多，每天下班以后，她对子女也不怎么说话，偶而说一两句话，不知怎么的，她的脸就会突然耷拉下来，阴沉着，下巴颏抵在胸前，不大的眼睛凶巴巴地看着你。爸是跑车的，上下班没点儿，回来之后，她也不大和他说话。他自己撅着屁股给自己做饭吃，通常是炸一点花椒油，煮点儿两样面面条，吃了。

偶而有事，两个人很低沉地说话，常常是说着说着，父亲就很凶地发起火来，粗声大气地说一句什么，母亲就不言语了。见过几回这样的争吵，我多少明白了那其中的内容。母亲这个人一天到晚想的事情，很多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而她在谋划个人利益的时候，往往要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当她将这样的念头讲给父亲听的时候，忠厚耿直拙于言辞的父亲最后往往吼出：不行！我想母亲是知道父亲是怎样一个人的，她之所以几乎每天都要上演这么一出，是不是想在漫长的生活中用这种法子折磨父亲做人的信念，最终改变父亲。不过她的这种企图在他们30多年的夫妻生活当中没有得逞。面对这样每日的言语折磨，拙于言辞的父亲日益变得沉默寡言。跟我们这些子女们也几乎没有一句话。我们父子一场，我几乎记不起他跟我说过的一句开头的话是什么。

父亲一生绝大部分的轨迹是，上班—下班—发工资给奶奶送生活费—吃奶奶给他烙的白菜鸡蛋馅饼—骑自行车回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