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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民起义（第1页）

北宋人民起义

规模大小不等的人民起义，贯穿于整个北宋王朝，而比较集中和较大规模的起义发生于太宗、仁宗和徽宗三朝。如淳化四年（993年）至至道元年（995年）在四川地区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庆历三年（1043年），今山东、江苏一带有士卒王伦领导的起义；同年，张海、郭邈山率领人民起义军活动于陕西、河南、湖北交界地区；庆历七年（1047年）冬，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了兵变。宣和元年（1119年），山东郓州（今东平）农民以宋江为领袖举行起义；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领导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农民起义。

伴随农民起义，时有兵变发生，士兵的斗争成为北宋人民群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代的战乱，广大人民已备受其苦。宋初统一战争中的部分宋军纪律涣散，搔扰百姓，引起了群众的反抗斗争。宋初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与宋兵的劫掠有很大关系。乾德二年（964年）冬天，诏以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率禁军和诸州兵共三万人伐蜀，灭蜀过程中，“杀虏甚众”，仅在剑州（今剑阁）就杀蜀军万余人。乾德四年（966年），由于王全斌等宋军主帅不协，致使“虽小事不能即决”，不久，宋朝廷令蜀兵入朝，每人给钱十干，未行者加两月廪食。王全斌等将领不但未立即执行朝廷命令，还克扣这部分要分给蜀军的钱财，由此，引发了全师雄为首的蜀士卒起义。当时，在宋军占据的成都，尚有蜀兵二万余人，王全斌担心他们响应起义的蜀兵，于是，把这些人诱骗到夹城中，全部杀死。王全斌将治罪蜀将李廷珪，李探知王喜好声色，就送上妓女数人，并价值数百万的金帛，果然获免。王全斌等人“日夺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传到京城开封，在诸大臣的请求下，宋太祖削去王全斌等人的军权。宋太祖、太宗时期，宋军纪律不严明，再加上忙于统一，统治者无暇调整政策以减轻人民负担，致使宋初就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这样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

仁宗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紧张，宋朝呈内忧外患的危局，发生较多的农民起义和土卒暴动，不是偶然的。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爆发战争。夏兵在宋夏交界的诸州中焚烧房屋，杀戮百姓，抢劫财物。宋仁宗为防御西夏，从各路州县大量招募禁军，使禁军数目增加到八十余万人，加上厢军等地方部队，当时共有军队近一百二十六万，用于庞大军队的开支占全部赋税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宋朝科举取士数目剧增，仁宗一朝，十三次拜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都陆续成为各级官吏。另外，通过“恩荫”、卖官等途径又吸收了大批人入仕，使得官僚机构庞大，人员冗肿。无疑，宋朝政府要把军费、官员俸禄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这就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徽宗的腐朽统治，是北宋末年爆发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崇宁元年（1102年），投机政客蔡京升任右相。此后，徽宗先后信用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勖、李彦等人。他们任意排斥异党，卖官鬻爵。蔡京等人投徽宗所好，尊孔崇道，兴建道观。为了保证自己挥霍的费用，徽宗设立“西城括田所”，把民间的田地强行括为公田，征收租税。崇宁元年（1102年），宋廷在苏、杭设造作局，由童贯主管，向民间征敛原料，役使大批工匠，为皇室造作牙角金、玉、竹、藤、织、绣等奢侈品。崇宁四年（1105年），又置苏杭应奉局，由朱勔统领，将到处搜刮来的奇石异木，用前后相衔的大批船只运往开封，称“花石纲”。李彦也不甘落后，置局汝州（今河南临汝），“发物供俸，大抵类朱勔。”在蔡京一伙的怂恿下，好大喜功的徽宗兴修明堂，铸造九鼎，在皇宫北面修延福宫，又于城东北部仿江南名山，人工筑周围十余里的艮岳。蔡京生日，全国各地官府还要献上名贵礼物，称“生辰纲”。徽宗和蔡京一伙，为了自己骄奢**逸、腐朽靡烂的生活，榨取民脂民膏，把人民逼上了揭竿而起的绝路。

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宋江起义、高把山等各地的起义把北宋农民起义推向**。

宋代实行募兵制度，在灾荒年分，为了防止饥民们聚众起义，宋廷就大量招募饥民为兵，并用这临时招来的兵保护所谓“良民”，使他们“各安田里”。宋太祖认为这种收饥民为兵的办法，瓦解了农民阶级的斗争力量，赞道“可为百代之利”。但是，这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背井离乡的饥民们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将官经常克扣粮饷，还虐待士兵，加上聚为兵营，更易起事，就造成了北宋频繁的士兵斗争。士兵有时单独斗争，有时与农民起义联合，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颇具特色。

另外，北宋茶园户、盐户、茶贩、盐贩以及各种匠工等小工商业者，在宋朝对茶、盐、酒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的情况下，因失业或不堪盘剥而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很多。他们平时甚至都备有武器，以防官军。

北宋人民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反映了人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北宋起义虽多，但一般规模都未能发展成全国性的起义。

（董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