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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第九章 兄弟姐妹（第3页）

“这个不用细说了，你这么大了，猜也能猜出几分来。不过回去不要问你妈，免得让他下不了台。再大点，你自己就什么都明白了。”

第二天，母亲和牛婶陪着锦华去做了人工流产。父亲找到了祥子哥，把他送回了家。

锦华的出身之谜解开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地说说笑笑了。这种尴尬的出身，给她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她宁愿在心里永远保留着一个关于苏联红军的神话，也不愿意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可是这是她命运中注定必须承受的。她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够承受了。

在锦华和祥子出事之前，石钢建筑公司开始动员干部和职工支援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指的是相对于沿海和边疆来说的内陆地区，沿海和边疆地带属于一线，与边疆地区相邻的省份和地区属于二线。具体说，三线是指以四川北部和甘肃东南部为核心向陕西、湖北、青海等省辐射的诸省份和地区。在人们的观念上，甘肃属于大西北地区，但是打开地图一看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兰州是中国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中心。六十年代初，美国带头发动了一场反华大合唱，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叫嚷着反攻大陆，加上和苏联关系的破裂，国家不得不将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三线，准备应付战争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军工企业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尖端科技企业，大都布局在三线。

支援三线建设是自愿报名的。父亲还在积极争取入党，并且一直是重点培养对象，不报名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深层的原因却是生活所迫。六个孩子，要吃饭，要上学，94块钱那里供得起？在动员会上，曾先期到甘肃作过实地考察的党委书记刘天明告诉他们，那里的物价比北京便宜得多；而且是十一类地区（解放后为确定工资标准划定的地区类别，比较艰苦的地区类别高、工资高），工资比北京高20%；子女在北京就业困难的，还可以在西北安排工作。这些对于生活十分困难的职工来说，无疑比那些口号更具有吸引力。刘天明很会做工作，他的话句句都打动了父亲的心，父亲找人算了算，如果去了，他的工资要比在北京高19块钱。19块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而且，这次支援三线，可以不带家属，将来退休还可以回到北京来，父亲当时已经五十岁过了，离退休不远了，因此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了甘肃。

但是，带不带家属，父亲没有贸然决定，他想一个人先去看看再说。牛叔、赵叔和姑父也都报了名，他们看上了西北的工资高、生活费用低，子女也可以在那边就业。父亲是在姐姐参加完中专考试之后走的，祥子哥、锦华姐，还有锦生，都跟着一起去了甘肃。

半年以后，父亲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大提包和一篮子鸡蛋。那个大提包里只有两样东西，上面是一大块猪肉，底下全是土豆。父亲得意地拿起那块猪肉对母亲说：“你看看，四指膘！这回不愁没油吃了。”

过了一会，见我们都没有回答，父亲就揭了谜底：“才一分钱一斤。”

“真的？”母亲惊喜地问道：“那猪肉呢？”

“四毛五。”父亲得意的神色溢于言表。

母亲提过那只篮子，一边向外拾篮子里的鸡蛋，一边问：“那鸡蛋呢？”

“这回我保证你们谁都猜不着。告诉你们吧，四分钱一个。”

母亲有点不敢自己的耳朵，问道：“你不是骗我们吧？这么大的鸡蛋，七个就能称一斤，一斤才不到三毛钱？”

“我骗你干什么？我们刚去的时候，一块钱能买四十个，后来去的人多了，一下子就把价钱抬起来了。”

母亲惊呼道：“天哪，一块钱四十个，跟北京的西红柿差不多。”

“怎么样？跟我到西北去吧？”

一听说要到西北去，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立刻欢呼起来：“噢，我们要搬家喽！”

“我们要到西北去喽！”

可是母亲的神情却变得严肃起来。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太难回答了。背井离乡几十年，好不容易回到了故乡，还没找到自己的亲人，就又要走了，该是一种什么心情？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自己远离故土不说，这些孩子们长大了，难道都要留在西北不成？听说那里连草都不长，孩子们大了会不会埋怨？可是不去母亲又放心不下父亲，五十多岁的人了，身边没个人照顾，自己又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凉一口热一口的，把身体搞垮了怎么办？有个头疼脑热的谁来照顾？父亲走之前，已经住过一次医院了，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可是也在提醒母亲，毕竟是有年纪的人了。母亲考虑最多的是经济问题，父亲在西北虽然多挣了十九块钱，可是这样两地分居再加上来回一折腾，等于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嘛，哪里能生存就到哪里去，北京再好，和你一个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亲情、乡情固然重要，然而，为了生存，哪里容得你儿女情长？母亲倾向于去，但是又不敢说出来。

过了几天，姐姐放假回来了。父亲郑重地召开了家庭会议，征求我们这些子女的意见。姐姐没表态，母亲考虑到的问题她都考虑到了，她很难表这个态。说不去，让父亲一个人在大西北，她不忍心；说去，又关系着弟弟妹妹们的将来，所以，整个家庭会议就是我和二哥在不停地嚷嚷，我们俩是坚决的主去派，两个更小的弟弟妹妹虽然也嚷嚷着要去，但是他们的话不作数。

父亲说：“你们俩别瞎嚷嚷，听听你大哥怎么说。”

父亲说：“你别考虑家里的经济，再难也不过是几年的事，你姐姐再有两年多就毕业了，等我退休你们也都长大了，主要考虑你们自己，将来大了留在西北后不后悔。你不是还要考什么艺术学校呢吗？”

大哥说：“要考去了也一样考。全国都是一样的。再说我这个水平也不一定能考上。还是听二小和三小的吧，他们不怕留在西北，我也不怕。”

父亲听说去了也能考，觉得放心多了，又把目光转向了二哥和我，我们俩是毫不含糊，坚决要去！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去和不去有哪些利害关系，只是希望生活有所变化。

姐姐在一旁提醒我们：“你们不要一时冲动，可要想好，去了再想回北京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要后悔！”

我说：“不后悔！”

父亲又加了一句：“将来长大了可不要埋怨我们哪！”

我们弟兄几个一齐说：不会的！母亲又盯问了大哥一句：“你别管他们俩愿不愿意去，你只说你自己愿不愿意？”

大哥可能是受了我们的感染，十分肯定地说：“愿意。”

当然，我们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去与不去，最终还要由父母亲决定。最后，父母亲决定姐姐留下继续上学，其他人一起跟着父亲去西北。事情一定下来，就开始动手准备。母亲动手收拾衣物，父亲把收拾好的东西一件件打了包，姐姐去办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迁移，那个春节虽然很忙，却是我小时候过得最快乐的一个春节，大年初六，我们一家人就登上了西去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