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切,也如同无数条或明或暗的溪流,在靖元新朝的河道里奔涌、碰撞、迂回。
最终,朝着李琚设定的方向,缓慢而坚定地前行。
时光荏苒,靖元二年的冬雪覆盖了长安城。
除夕宫宴,因着西南大捷的、新政初显成效的缘故,显得格外热闹。
李琚携杨氏姐妹和红袖,及一双儿女出席,接受百官朝贺。
至于含光殿里的李隆基,依旧“病体”未愈,未曾露面,只由高力士代受了礼。
宴席上丝竹悦耳,歌舞升平。
推杯换盏间,端的是一派中兴气象。
只有极少数敏锐之人,能察觉太子殿下笑容下的那一丝挥之不去的沉凝。
随后,冬去春来,靖元三年的脚步,伴着解冻的渭水与枝头的新芽,如期而至。
正月十六,《靖元律疏》正式颁行天下。
长安城各主要街口贴出告示,识字的书生大声念诵,百姓围拢倾听。
当听到“官吏贪赃满十贯者流”“豪强欺压良民夺产者罪加一等”等条款时,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低低的叫好声。
当然,也有人面露忧色,匆匆离去。
二月,综合学院在争议中勉强招收了第一批八百余名正式生员。
这些生源,多为寒门或庶民子弟,年龄参差不齐。
开学那日,贺知章亲自主持仪式。
李琚亦微服前往,在讲堂外驻足片刻,看着那些或因紧张、或因兴奋而脸庞发红的年轻人,目光深远。
三月,春耕开始。
河东试点州的佃农们小心翼翼侍弄着属于自己的“永佃田”,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盼头。
水泥直道上,商队日渐稠密,车轮印在灰白色的路面上交织成网。
帝国机器在新政的润滑下,磨合着、运转着,虽时有杂音,却势头渐稳。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这个春意渐浓、人心渐安的三月末。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晴空坠冰,砸碎了这来之不易的平静。
含光殿传出消息,圣人李隆基,病危。
起初,只是寻常的春寒咳嗽,御医请脉后开了温补的方子。
李琚依例每日遣人问安,自己也隔三岔五前往探视。
而李隆基虽精神萎靡,但意识尚清,偶尔还能说几句话。
多是询问天气、宫苑花草,绝口不提朝政。
父子间依旧维持着那种淡漠而诡异的“和睦”。
直到三月廿五那日,李隆基午睡后忽然发起高烧,旋即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