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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第5页）

一是中央的“一线”“二线”体制必然产生的对问题思考不同步的矛盾；二是，刘少奇未能体察出“一线、二线”体制必然带来的矛盾后，不可避免会做出众多不合毛泽东意见的事情，而刘却又未能在体制与人事（毛泽东）二者之间，取着重偏向人事的想法与态度。

１９６４年的四清运动，中央先后出台了什么“前十条”与“后十条”，还又再出“二十三条”一事，便是典型例子。都是中央文件，都是用于四清运动的，可是，文件的政策指导却有分岐，因为，它们分别是由中央的“一线”与“二线”制定。

“一线”“二线”体制另外带来的一件事，便是刘少奇为了有效的主持中央工作，则不可避免会形成他的工作体系，使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与各部委、各地省市委，都会与他发生逐渐紧密的直接联系。显然，这一切，必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毛泽东对他的猜疑与对大权旁落的担心。而１９６５年底，姚文元遵照毛泽东指示在上海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竟没能在北京等地被转载一事，更加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的负面疑虑，使他认定刘少奇另搞了一个他毛泽东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却包括了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众多领导人都参入了的“司令部”。

因此，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对文革运动搞法心中无数而导致的种种举动，则更不可避免地最终使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极端政策。

林彪呢？

虽然高居中央副主席、副统帅，可是，他却并没有刘少奇所曾拥有的权力，中央及中央各部委与各省市，包括军队系统，也都已直接向毛泽东负责。林彪在之中的作用，顶多是个“二传手”而已。对此，毛泽东无疑是深深明白的，在１９７１年他南巡前，就说过：“我不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跟别人走的。”这个别人，就是指林彪。

再则，刘少奇曾有一个相对独立负责的工作体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刘在其中也很有权威。

但林彪没有什么体系，没有实质意义的他个人的“司令部”。

黄、吴、李、邱虽是他的旧部，但更是毛泽东的兵，他们向上汇报工作的对象，不仅有林彪，而还有周总理，当然，更有毛泽东。而林彪个人在整个文革期间，也极少与黄、吴、李、邱单独会面，至于黄、吴、李、邱上林彪住所的次数，就更是只能用“罕见”一词说明了。因此，黄、吴、李、邱确并非是林彪控制的亲兵干将，相反，在黄、吴、李、邱的心中，无疑懂得其权力的来源，决不仅仅是“林副主席”，而主要是毛泽东。所以，当“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吴法宪、李作鹏仍卖力协助周总理工作，指挥实施制空。

没有实际的中央权力，又没有一个会听命于他的从上到下的“司令部”，虽然林彪对“政变经”读过不少，但现实中的病夫林彪，又会有多大的造反能量呢？对此，相信毛泽东会有清晰的判断。

陈伯达的突然倒台，虽然给林彪带来了不安，但是，事情的实质，恰恰却正是因为与林彪有关，陈伯达才跌了这个永远爬不起来了的大跟头，而不是陈伯达的倒霉，影响牵连了林彪。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陈伯达的份量，显然是不可能与林彪等量齐观的。

然而，当发现陈伯达这个秀才竟然与林彪元帅以及“四野”那班大将，有着密切的联系时，毛泽东便不会无视陈伯达可能有的潜在危险了。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常常喜欢同秀才们文化人们往来，甚至还交朋友。但这其间，他也有个潜规则，那就是：他身边的秀才要始终安于做秀才，文化人要潜心只是谈文化；即便论及文化之外的事，也应与他知晓通气，否则，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撇开他。

这点，前已有周小舟、田家英、李锐，后有胡乔木，再又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命运，予以证明。

奇怪的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陈伯达，到头来竟然还要犯这个规！这，不知究竟是因陈伯达确属书呆子气过重所致，还是他做了中央常委后，真有了些利令智昏。

在中央文革，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产生了矛盾，并且几年中又发展而日益加深，这并不很要紧。重要的是，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不是向毛泽东倾诉与申诉，以求公平，而却向林彪及黄吴叶李邱去寻找支持。这一来，毛泽东对林彪他们犯疑的头一棒，便不可避免地要打在这个老夫子身上了。

如果说，对其他党政领导人或党外知识分子名人的处罚，毛泽东还需权衡再三，才会下决心。那么，惩处他认为犯了大错的党内秀才，毛泽东则就会无多顾及，想到即办。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前段的“神仙会”，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秀才，尚还是一身轻快的谈笑风生，论天说地。然而，没过几天，当发现秀才们居然与彭德怀有共呜时，他便毫不犹疑地将周小舟打入反党集团成员的行列，将李锐痛斥后交与水电部批判。

文革中期，对王、关、戚也是如此。１９６７年的７月２５日还让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视谢、王为文革英雄。可是，过了十天，毛泽东在上海看了一些文革形势与状况的材料后，却又突然指示杨成武回北京，将中央文革的几大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毫不留情地给抓了起来（戚本禹稍后才抓）。

但是，林彪是战将，不是秀才。

当然，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也不是彭德怀，不是刘少奇。

如果，没有“九一三”，对林彪的处理，毛泽东显然会要再三权衡，也显然会考虑到林彪对革命及对他毛泽东有过的历史功劳。何况，在毛泽东内心深处，还永远深深的感激着一个人，那就是张浩。当年，在党中央与手握红四方面军几万重兵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作斗争之时，就是这个从苏联回国的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坚决地指责了张国焘，也震慑了张国焘，使张国焘不得不撤消了他的“中央”，回归延安，从而有力的支持了党中央与毛泽东。所以，张浩病逝于延安时，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并奠土入穴。

而这位在毛泽东心中，对党与他毛泽东功重于山的张浩，就是林彪的亲密堂兄，本名林育英。

可以相信，中国人常有的“爱屋及乌”情结，也不会不对毛泽东的心理，发生些许的影响。

而如果林彪能在适当时侯，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做了检讨，向毛泽东认了错，适时“下毛泽东给他的台阶”，纵观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说，林彪不至于重蹈彭德怀、刘少奇与陈伯达的命运覆辙，至少，能保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只是，不知性格貌似恭顺实则内倔的林彪，会愿意下毛泽东为他铺就的那个“台阶”吗？

１９７１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一幕，似乎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林彪在勉强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人坐到了同一桌旁，然而，他却不同毛泽东讲一句话，一言不发，敷衍默坐了数分钟，尔后，竟当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面，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的确，在亿万中国人天天都还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

而顺便说说，回过头来看，一个若是心存大阴谋大诡计的人，在天安门城楼的这个晚上，因需要“克己复礼”，那他的所作所为，尽可以假象层层花样百出，而唯独似乎不应做的，便是露出一付怨气冲冲的公开不满之态。

可是，离“九一三”只有四个半月不到之时，林彪却的确以这个形象定格在了历史的那一页中。

另外，这个假设结局的前提，是要没有那个崇拜“江田岛”法西斯精神的林立果所搞的那些名堂。

还有，要不发生“九一三”出逃事件。

当然，历史，并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