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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 聂荣臻陈毅朱德等人揭发林彪的材料（第4页）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我说没有归公？耿说：“归什么公！”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０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

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猛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农林部永修五七干校

曾山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一九二九年，林彪是一个对革命没有胜利信心的悲观论者。毛主席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集中，曾刊印过这封信，后来被人在此书上有意抽掉了，但书上还留有痕迹。

二、叛徒卖国贼林彪打仗时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三○年十月初，我军攻打吉安城时，黄公略同志向我说，总前委作了决定，毛主席指示攻打吉安城，命令红三军从城西南进攻，红四军从城西北进攻，等侯两军到齐，同时进攻。但是，林彪违抗毛主席的命令，不等红三军到，即指挥红四军攻城。结果，打了一天多，伤亡不小，攻城没有奏效。幸而守城的狡猾敌人夜晚向赣江逃跑了，但反动派的武器弹药我们无所获。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六节中指出：“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

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主席决定我部主要打正在撤退逃跑的敌军尾部，以迫使敌军快退出苏区，这样有利于苏区的恢复工作。可是，林彪却指挥红四军向高兴圩敌人发起攻击，打得相持不下。当时，毛主席到了前线，林彪才向主席说，原来以为打的是逃跑敌军的尾部，现在证明是蒋蔡主力。部队已伤亡近三千人。这说明林彪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当即命令退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东古附近，在白沙岭打了一仗，把韩德勤一个师全部歼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邓子恢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据我所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是林彪这个大叛徒提出的。我到中央之后（五三年或五四年），我记得毛选上还刊有林彪的这封信。后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把他这封信撤销。

二、反对抗美援朝。大概是五一年，我到中央开会，去见他，他就对我讲，我看现在不要出国作战，因为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匪徒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我看还是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那时候我们以自卫的形式抗战，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后来，毛主席否定了他这个错误意见。

四、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一年时，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四野第三政委，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去广西视察工作，发来电报说张云逸同志在广西剿匪不力。当时我们没有回电，但过几天后，中央来个命令，把张云逸同志调开，指定陶铸兼广西省委书记。那时林彪已到中央军委，此事估计是他的主张。他不向中南局，也不向我征求意见，就把张云逸同志调开了。

五、我在一九五一年以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出布告宣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房屋租赁自由，犯了路线错误。而林彪于一九五○年初，在武汉召见工商界首领时，就对那些资本家讲四大自由。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在中南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造谣说，中央政治局意见，应该设国家主席。现在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鬼。

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

一、一九三九年，林贼和张梅同去苏联治病，住在莫斯科近郊。当时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内，但没有什么接触，只有散步时碰到。我们于一九四○年回国，林贼回来比我们晚。一九六六年，我在三○一医院治病，遇到钟赤兵同志，钟告我，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发生后，林贼和刘亚楼，芦东生，钟赤兵、杨志成、谭家述等人编到军事学习班学习，后又编到苏军里去。那时，苏军注意林彪了，并找林谈了几次话。这是林贼和苏方有联系的一个线索。详情可问钟赤兵和谭家述。

二，一九四七年，我去东北哈尔滨，因东北局没有房子，叶贼说可以住到她家去。那时，我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星期，见到叶贼拼命学俄文。当时，苏联派了一个长期做特务工作的马里洛夫斯基在哈尔滨领事馆。我怀疑此人通过高岗的翻译卢竞如（吴克坚的老婆）与林贼有联系。

三、叶贼在延安女大学习（或当干部处长）的时候，同叛徒王明和孟庆树的关系特别好，来往很密切。王明许愿叶贼等将来当中央委员，叶贼称王明、孟庆树为慈父、慈母。这也是林、叶二贼里通外国的一个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