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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沦为工具（第1页）

第八章沦为工具

一、从共治到工具：中国士人的理想与困境

在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天子）的手上，这是一个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是政权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从上逐渐一层层地分下来，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有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

那年回乡，从深圳坐飞机到合肥，然后乘车回安庆。从合肥到安庆中间经过一个城市叫桐城，正是中午，朋友建议在这儿停车吃一种特色菜——“水碗”。“水碗”跟传统的中国菜做法不同，它不用油炒煎炸，整桌菜无论荤素都是一碗一碗用水蒸出来的，所以叫“水碗”。我以为这是一种新菜式，因为它非常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清淡、少油、少盐。可是饭馆的张老板却告诉我：“这是老辈们传下来的，很有些年头了。”也许他看到我神色讶然，就接着解释说：“别看我们桐城是个小地方，历史上可是人才辈出呀！出过很多的名人和大官。就是我们张姓祖上也出过一位伺候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上的宰相。”张老板的意思很明显，桐城出文人出大官，怎么会不懂得吃？

这段时间我正好在看清史，于是就问：“你们家这位祖上是不是叫张廷玉？”。

张老板惊讶地望着我说：“对对对，就叫张廷玉，你也知道？”

史料上记载：张廷玉生于1672年，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居官50年。晚年80岁的时候，告老还乡回到桐城。公元1755年，张廷玉卒于故里，享年83岁。

满清的三朝元老张廷玉，晚年确实是在桐城居住了3年，但我不能确定这位张老板的饭馆做出的“水碗”，与当年告老还乡的“宰相”张廷玉家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我知道让这位张老板自豪的军机大臣张廷玉，在晚年请求“退休”回桐城老家前，被喜怒无常又自以为是的皇上乾隆奚落玩弄于股掌之上，近80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在不到40岁的乾隆面前斯文扫地地泣不成声、差点吓死的事实。张廷玉一生的故事，特别是其晚年的经历，最能说明一个中国士人的命运。

我是安庆市人，当然知道隶属于安庆的桐城历史，它始于唐，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桐城派，有1200余位作家、2000多种著作，这些数以亿字的资料是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当然，后来的传人并非都是桐城人，当时桐城派的影响广泛至全国，比如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曾国藩就是湖南人。

有一点是共同的，桐城派的传人都是读书人。读书人在古代被称为士人，而那时候读书是为了做官，在封建社会里做了官的士人称为士大夫。在这一章里，我主要讲的就是中国士人的理想与困境。

士，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特殊阶层。一直以来，许多著名史学家都曾就士的身份与地位做过广泛而丰富的研讨。顾颉刚先生的“国士”说，费孝通先生的“绅士”说，以至于吴晗先生所主张的：“照我看来，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凡此种种，都是对“士”问题的经典表述。

在当代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余英时先生更是就“士”的概念及特征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说：“知识人在古代中国叫做‘士’，而‘士’的出现则是和‘道’的观念分不开的，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

“与西方的情况相对照，我们便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大都和‘道’的内向超越性有关。第一，中国知识人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要用‘道’来‘改变世界’。……这一精神上起先秦下及清代，始终贯穿在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之中。”

事实上，“士志于道”，主要是士人的自我期许。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势已经不断地证明，士人所维护和标榜的“道统”，在皇权专制“政统”的步步进逼下一直在退却、沦落。而士人的地位日益卑贱，命运日益坎坷，最后连人格尊严也已丧失殆尽了。

士大夫阶层在历史上的角色，不断地发生着蜕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即绅权与皇权的关系，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变化最大的特点是士大夫的节节败退和政治地位的日益低下。

以吴晗先生的观点，士大夫即官僚阶层的政治地位在历史上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先秦到唐代，第二个时期是从五代到宋朝，第三个时期是从元朝到明清。我们仅从君臣的礼节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宋以前，“三公坐而论道”，大臣们和皇上谈话，都是坐着说的。可到了宋朝，士大夫们就开始矮一截了，从宋太祖开始，在皇帝面前大臣们都无坐处，只有皇帝一个人坐着，三公群卿立而论道了。到了明清士大夫们更矮了一截，不但不许坐，连站着都不行了，得跪着奏事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七八十岁的老臣们齐刷刷地跪在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儿皇帝面前。当时的大官们，上朝时都会在衣服内缝一个特制的护膝，就是跪久了膝盖受不了。先由坐继而站后而跪，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变化，说明了绅权的不断衰落和皇权的节节提高。

士人，一个曾经拥有理想，试图主导民族精神，规划历史走向，设计社会模式的精英群体。他们的兴起与衰落，他们的觉醒与迷茫，他们的快乐与痛苦……总之，他们的命运，最终决定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品格气质。而他们的喜怒哀乐，则是历代社会生活图景中最具典型性、最具代表意义的人生映像。

士，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因此，关于“士”的起源与流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撰写专文讨论，其中广受推崇的大概要数顾颉刚先生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他以扎实的学术功底、笃实的治学风格，向我们清晰展示出了士人起源的历史轮廓：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儒家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足见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

顾颉刚先生首先通过解释“庠”、“序”、“学”、“校”的原始概念，以及古代士人所必修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证明他们的武士身份。随后又以孔子为例，引经据典，进一步考证孔氏一门及其弟子身上的武士特征。总之，上古的士，是文武兼备，合二为一的。然而：

自孔子殁，门生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武事为急。……

讲内心修养者，不能以其修养解决生计，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立取公卿矣……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为文士！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不少。彼辈自成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厌游侠之不驯难制，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东汉而后遂尔无闻。

关于“士”的起源与流变，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顾颉刚所说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反映的是士人职业定位的变化，同时也是士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变化。费孝通先生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封建制度解体前后的士人进行了角色区分，其关注的则是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天子）的手上，这是一个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是政权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从上逐渐一层层地分下来，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有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

关于封建制度解体对士人的影响，继费孝通先生之后，余英时先生又通过研究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产生入手，做了更精细的阐述。在封建制度之下，“士都是有职之人”，不得与农、工、商同列为民。“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以士从最低层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至少对于一部分的士而言，其中还涉及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形势。……”

从封建制的低层贵族，下降为皇权专制的工具、臣仆，这大约是士人命运一次决定性的改变，也可以看作他们逐渐丧失独立人格的远因。可是，无论是作为下接庶民的低层贵族，还是作为士、农、工、商这四民之首，士人都始终处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节点上。直至1948年，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论绅士》一文中仍然这样认为：“……士大夫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

几乎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士”，悠悠数千年，至今他们距我们仍然相去不远。因此，他们的生活境遇，他们的仕宦沉浮，他们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历史实况具有指标性意义，也应该对我们理解、认识今天快乐或不快乐的人生处境产生启迪。毕竟，中国始终是个结构稳定而内涵缺少实质性改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