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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与士共治（第1页）

第五章与士共治

一、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上述情况，对宋代士大夫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分析起来，大约有三：一是在传统基础上，作为统治阶级必须维护利用皇权，从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二是在历史背景中，作为士大夫集团，必须更多地发挥主导作用和制定贯彻大计方针，从而校正皇权，企图避免独裁所带来的失误与危害，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三是在时代氛围中，作为社会成员和文化精英，他们往往敢于冒犯皇帝，从而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于是一个新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要害即与皇帝共天下。这就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一部中国封建历史，从头到尾，贯穿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进程，这是历史基本事实。此外还应有几点认识：一方面，君主专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都是秦始皇、明太祖式的；另一方面，在有的时期，有的方面，君主专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和削弱，从而制约着皇权无限制膨胀，修正着封建体制使在正常轨道上运行。现以宋代为例，对历史的这一副线侧流试作揭示。

一、背景：激进思潮的隐现

唐末五代是一个激烈动**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纲常败坏，饱受苦难的广大人民对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已司空见惯。他们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君主并不那么神圣，并不是社会和历史的惟一。正如安重荣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入宋以来，虽政权稳定，但封建剥削压迫并没有减轻，尤其是均田制破坏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加以士族门阀制度**然无存，人们的社会角色不再固定，黎民百姓强化了自我、自立意识。

宋仁宗时的一个初冬，开封一带喜获丰收，到处是安乐景象。宋祁来到野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大笑之后，说了一段令人惊骇的话：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丞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勉强以希帝力也！

言毕，竟扬长而去。

在中国古代史中，像这样珍贵的史料是罕见的。一个天子脚下的普通农民，在正常环境中，面对朝廷高官，随口道出如此有条理、无所顾忌而深刻的言论，简直可以视为宋代农民的宣言。其意义有以下几点：（1）老农先是嘲笑，劈头一句即斥责宋祁提问的观念太鄙陋；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不懂农事；义正辞严地批驳之后转身而去，显出不屑与之深谈的神气。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2）老农认为获得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与皇帝无关；（3）由此看出农民不畏权贵，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说，所谓至高无上的天和皇帝与他们的幸福并无关系，一切靠自己争取；（4）反映了农民大无畏的精神及充满自信、自强、自尊。这位社会底层农民思想的言论，代表了宋代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的新观念，无疑是反正统、反封建的，可以说是一丝激进思潮的曙光。

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赣州，我们还发现平民百姓公开谴责皇帝的言行。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注：《鸡肋编》卷下。）将宋徽宗视为无道之君，拒不使用带其年号的货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昏君的不满和蔑视。至于像一串鞭炮贯穿两宋的农民起义火花，则是人民对君主专制的武器批判。

在思想界也涌动着一股激进思潮。佛教尤其是禅宗，盛行呵祖骂佛，不守戒律，叛离教义，放纵自身，不肯出世而积极入世，可视为冲破宗教思想的篱笆而求解放或另谋生路。在儒学领域内，则流行着疑经变古之风。激进者如刘敞，对经书几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皆断以自己的新见解；又如陆九渊，竟宣扬“六经是我注脚”，将个人的观点凌驾在经典之上，而且“好为呵佛骂祖（即指责孔孟）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究夫子”，实属离经叛道。民间异端思想家龙昌期又是一个典型。他以“议论怪僻”而著名，至“以周公为周之贼”。但在家乡四川很有影响，许多知名之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大臣文彦博对他也颇赏识，推荐其做官。宋仁宗让他进上所撰经义后，非但不责怪，反赐五品服及金帛。可见皇帝和部分大臣并不以为非。北宋末年晁说之言：“呜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谓极矣。乃独于六经之义，鄙弃先儒而日逞，后生锐气，角为新说，不知其何以邪！”由此可知，宋代思想界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不可侵犯。推而广之，在政治上也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权威：“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是以私于其亲与故者”。所指正是皇帝本人。至南宋末年，更激进的民间思想家邓牧反对所有的专制君主，指出：“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毫不客气地撕下了君主神圣的面具。在人格等方面，他们认为与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平等的。建炎南渡时，朝廷曾有令“禁止士大夫搬家”，引起士大夫的强烈不满：“议者咸云：‘天子六宫过江静处，我辈岂不是人！’”臣都是人，都有保护家人的责任和与家人团聚的权利，皇帝不应独享此特权。

广大在野的知识分子不甘寂寞，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表现在科举制的完善与开放后，取士不问乡贯门第，贫寒之士通过努力便可入仕实现抱负。议政表现在草泽上书、直言极谏朝政得失乃至皇帝本人，或者是著书立说流传于世，或者是集体清谈咳唾风云。京东郓州士子，即以谤议官政而闻名全国：“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更有狂狷之士，敢于冒犯宰相。宋真宗时曾逢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上，指着他大叫：“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王旦则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以上事实，尽管有的属个案，但仍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历史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从而使人们敢于放言，趋向激进。

二、基本理论：与皇帝共天下

上述情况，对宋代士大夫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分析起来，大约有三：一是在传统基础上，作为统治阶级必须维护利用皇权，从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二是在历史背景中，作为士大夫集团，必须更多地发挥主导作用和制定贯彻大计方针，从而校正皇权，企图避免独裁所带来的失误与危害，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三是在时代氛围中，作为社会成员和文化精英，他们往往敢于冒犯皇帝，从而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于是一个新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要害即与皇帝共天下。这就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陈桥兵变之后，赵宋以史为鉴，对武人格外防范，奉行崇文抑武政策：“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儒道的载体士大夫，因而进入一个犹如春天的时代。“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以儒立国及待士大夫有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重用士大夫。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宋太宗曾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相应的是抑制武人。无前代出将入相之说，相可以出将，但将不可入相。如南宋理宗淳佑时，曾任命武将出身的赵葵为相，他四次上表力辞，“言者以宰相须用读书人”，寻罢相。士大夫集团从朝廷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而排斥武人。（2）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传说“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誓碑究竟有无暂且不论，但其基本精神却是贯彻实行的。

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治理天下。“艺祖皇帝有言曰：‘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赵宋统治者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为其治理国家，才能巩固统治。赵匡胤定下的这个调子，为以后的士大夫纷纷发挥，渐渐消磨去其本意，使之更适合自身利益，反而成了制约皇权的理论基础之一。士大夫对此的解释与发挥，分三种形式。

第一，由“共治天下”变为“共天下”。如上所引，宋太祖原话本意是“共治天下”。宋神宗时，大臣文彦博也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南宋陈渊又言：“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后变为“共天下”。如魏了翁上书云：“臣闻人主所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这一有意无意的更改，意味着士大夫不仅不满足于与皇帝共治天下，而且要共有天下。

第二，由少数变为多数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魏了翁言共天下“二三大臣”，所指是皇帝身边的宰相，也即由君主专制变为少数权贵专政，但寻即有人提出新观念。宋理宗时监察御史洪天锡曾上书愤然而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臣阉享有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向皇帝提出警告：只依靠信用少数权贵是难保天下的，应共享富贵才能长享富贵。至宋度宗时，更有臣僚言：“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独裁，要与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议裁决才能治理好。暗示着天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有的天下。

第三，共同享有治理天下的功名。乾道年间，宋孝宗一度独揽权纲，“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徐谊因而上书说：“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不正常现象，因而士大夫要从皇帝手中夺回应有权力，治天下的功劳和名位应与士大夫分享。

共天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皇帝而言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对士大夫而言是与皇帝共天下。士大夫不甘于作皇帝的附庸奴仆，增强了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地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对此，皇帝一般是认可的，对士大夫集团是尊重的，前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特殊礼遇外，另有两例很能说明问题。程颢曾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材问题。宋神宗当时感到人材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又如高宗曾明确说道：“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有自知之明，不敢妄自尊大。

共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集团承担着朝廷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而是大政方针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在多数情况下的决策，体现了这一精神。“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甚至进一步向下延伸，广泛征求吏人的意见：“太宗留意金谷，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对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三司长官也不自做主张，有决策甚至召集百姓讨论。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如此充分征求意见，尽可能地完善出台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决策开明化或“民主化”。

无论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还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都意味着天下不再是皇帝一人的，比君主独裁无疑是进步的，适应了历史发展，应予肯定。同时还应指出，这是皇帝与士大夫集团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利用、共同统治、共享富贵的关系，利益一致，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民。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在讨论变法时，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与百姓是对立的，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应首先考虑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这就是共天下的阶级实质。

三、对皇帝的激烈抨击与劝谏

宋代士大夫在限制皇权的斗争中，始终做着顽强的努力，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如宋太宗不仅多次鼓励臣下直言，并将左、右补阙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为左、右正言。立此“新名”，“使各修其职业”。从制度上增强谏官的监察机制。何坦言：“大载我宋之祖，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宋仁宗曾从另一角度说过：“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叶适也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就是说，敢于陈指时事，是升官的一个途径。表明皇帝鼓励直言。

宋代士大夫在内心深处并未把皇帝当做神圣，而是当做人看待。韩琦曾对宋神宗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俨然以恩相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并不以为跋扈。王安石在一封书信中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为父母之羞。”皇帝行为不端，照样遗羞于天下。从这点出发，皇帝会犯错误，犯错误应予批评，也就正常了。

宋太祖曾迷惑于一女色，在群臣批评后决意摆脱，竟借该女熟睡之际亲手杀害。韩琦在审阅《三朝圣政录》时发现此事，大为不满：“此岂可为后世法！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删去。毫不客气地指责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滥杀无辜。又如漳州通判王迈，对宋理宗直斥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尪，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借天怒表述了他对宋宁宗的不满。宋理宗时，枢密副都承旨王伯大，进对时说：“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主！”公然将宋理宗比做暴君昏君。

许多批评落到实处，仍是责怪皇帝滥用权力。赵普曾对宋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士大夫们再三指出，皇帝滥用权力即是乱政。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他要皇帝明白，即使你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患致乱。宋宁宗初，皇帝“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士大夫感到不妥，既危及自身利益，又被剥夺了应有职责。监察御史吴猎便上书，“谓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权，近臣有罪，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判决。谏官王贽挺身而出，指责道：“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只好返回权力。更多的情况下，士大夫们竭力向皇帝灌输纳谏的意识。他们反复提出“人主不可求胜于天下，不可废天下之公议”；“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如知谏院傅尧俞上书宋英宗：“窃见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为不纳忠谏。陛下以睿圣之资，而得此声于天下，岂不惜哉！”如此千言万语，实质上就是一句话：皇帝应虚心接受士大夫的意见与批评，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

面对士大夫的直言极谏，宋代皇帝并非置若罔闻，其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敛。宋仁宗即言：“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宋徽宗出示玉制酒具对大臣说：“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宋光宗时，给事中谢深甫屡屡抵制皇帝的不当委任，致使每逢左右近臣私下请求恩命时，宋光宗便说：“恐谢给事有不可耳！”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的直言敢谏，造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力量使皇帝感到畏惧，在很多情况下有效地制约着皇权。宋人屡有谏人主易、言大臣难的议论，表明了皇帝纳谏、士大夫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

四、对皇帝命令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