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四章帝王克己（第3页）

贞观四年，唐太宗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确实是能够自我控制的，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补充说:“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可惜，事实上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的话前后，他还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都给拆毁了，以示节俭，天下人因此而众口称颂。如今又回过头去重建，这算什么呢？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只会白白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呢？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还可以赐给贫民，虽然最后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的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如今却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呢？”

张玄素的这番挤兑没留任何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其实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的。”当然，房玄龄也知道“方便朝贡”不过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当然也要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内圣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欲而好仁德。唐太宗善于纳谏和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更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标准，不过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严格按照某种既定的模板运作，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太宗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得到了太宗的极口称赞，并因此提升了官爵。然而，洛阳宫终究还是修了起来，而且极为奢华，据《资治通鉴》记载，“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在个体的欲望与儒家知识分子寄希望于自己的仁德这二者之间，李世民一直处在一种痛苦的煎熬之中。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屈从于个体的私欲而不顾一切把洛阳宫华丽地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们打量他的异样目光。所以，最终，洛阳宫问题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的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落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八

类似的煎熬一直都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太宗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李世民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忍受一下“气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他拿出“气疾”为自己辩护，多少有点儿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是因为“气疾”之苦，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是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迫切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他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太宗留在了京城。不过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都快来了，实在是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当然，一个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也会偶尔出轨宣泄一下，太宗也不例外。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说:“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九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

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与王莽当年对“内圣”的主动追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王莽即便是逼死自己的儿子，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洁癖所带来的强烈快感，但对唐太宗来说则完全相反，在对“内圣”的伪追求过程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物欲所带来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太宗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这种形式主义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很厌倦。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就对魏征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可武备还是不能松弛的，所以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并且这又没有劳民伤财，能有什么错？”

魏征无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李世民说:“你说得太对了！”

魏征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从唐太宗的牢骚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抗拒“改造”的情绪。这种抗拒，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更加充分。

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职。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们在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次向臣僚们发难，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强接受外界压力的“改造”，最终都不免会有这样的反抗情绪。

作为一个极为重视历史存在感和历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就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尽管史官们一再婉拒，但最终太宗仍然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这一行为，既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认可（希望自己在史书里留下“内圣”的美好形象），同时也是对这一理想的背离（一个抵达“内圣”境界的人，又何必关心史书对自己的评价）。

十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后。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识分子们丝毫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在史书中给了他一个“小太宗”的称号。李忱临朝的13年，是一段极为沉闷的时光，没有发生过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数据，相反，藩镇割据依旧，宦官弄政也依旧。

李忱“小太宗”的勋章，恰恰点破了“贞观之治”的真相-和太宗皇帝一样，李忱也一直都努力表现着自己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职官僚们极为罕见的尊重。

没有任何像样的大事件可以用来标志李忱。弥漫在他所统治的13年里的，只有无数细节生动的故事和轶事。各式各样从谏如流的美谈，就在这种铺天盖地的细节泛滥中放肆地四处流淌。受到特殊优待的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没有办法不将李忱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唐太宗联系起来。因为，太宗朝正是如此。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然而，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所以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头一个月他还在表彰劝谏自己不要沉迷于游猎的大臣，第二个月他就已经在野外纵马引弓了。

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二、宋太祖的“秘密誓约”：不杀上书言事者

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封建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进步——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此后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掲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然后由皇帝亲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黙诵讫，复再拜而出”。仪式庄重而神秘。碑中“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迷信观念极重的古代，第三条当然是极重的毒誓。但到北宋末年，金军攻破开封，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秘密就此公开。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托曹勋向宋高宗转达重要口信，据曹勋向宋高宗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