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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王朝轮替（第2页）

官本位是古代官制文化的核心。官员不仅拥有权力，还拥有财富、声誉和各种特权；做官首先是一种身份等级，其次才是一种职业。从观念形态来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传统文化基本的价值取向，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亦可引申为“唯有做官高”。这主要是因为做官有种种好处。首先，在古代社会分层体系中，元代人分十等，官居第一，即“官”代表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次，升官与发财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官职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官员除了有正常的俸禄之外，还有占田荫客、不纳赋税、不服劳役、年节赏赐、陋规津贴等各种好处。再次，法律还赋予了官员种种特权。王公贵族即使犯罪，亦有“八议”或“官当”制度，即可免于或从轻处罚。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历史悠久、体系严密。特别是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作为考选官员的形式在技术上已臻于完善，其体现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精神深为当时欧洲各国所仰慕，并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创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在中国演讲时说：“当我被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课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国传统文官制度并没有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获得新生，而是随着大清王朝一道覆灭。在欧美国家的侵袭下，中国仿照西方开始了建立近代文官制度的艰难探索。

二、“王莽代汉”源自汉武帝种下的恶果

汉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揽权，尚不甚要紧，他死了，他须替他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来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便出来问题了。汉宣帝以下，霍氏虽败，结果还是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还是内廷权重，外朝权轻，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

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至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此事又激起社会多数人的反对，结果失败了。但王莽的废止奴隶政策，却继续为东汉政府所承袭。东汉时代也屡有废奴的诏令，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变，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

其次说到军队制度，中国地大人众，虽说分区训练各别的兵种，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是不够的。中央南北卫，像是常备军，实际上，时期也只一年，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结果全国皆兵，并不够用。遇到打仗，各地调遣，如会稽吴楚，远赴渔阳上谷，也不方便。所以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再次讲到政府组织，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相权。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皇帝私人，无论怎样好，宪法上规定它不能过问首相的事。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就大了。

汉武帝临死时，他的太子已先死，他要把皇位传给小儿子昭帝，他却先把昭帝的母亲处死。他知道小皇帝年幼，母后在内管事不好，但皇室总还需要人管理。以前皇室也得由宰相管，但汉武帝连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宰相哪里能预闻到宫内事。于是武帝临死，派一个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这是皇宫里的代表人，霍光是皇家亲戚，有资格来代表皇家。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宫里的代表人，他该就是副皇帝，现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而在皇宫里另设一个大司马大将军来专帮皇帝的忙，如是就变成外面有宰相，内面有大司马大将军，皇宫和朝廷就易发生冲突。当时一称外廷，一称内朝。大司法大将军霍光辅政，他是内朝领袖，外廷则仍有宰相统治。后来昭帝死，立昌邑王做皇帝，没有几天，又把他废了，另立汉宣帝。当废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该请宰相参加。霍光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领袖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完了。霍光的一番话，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他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领袖来预闻。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

这并不是我们用现代观念来强说历史，在当时历史情实早本如是。所以在高后四年，曾有一诏书，说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属天下，命群臣公议替代的新皇帝。吕后尽专权横肆，并没有说理皇帝不要问朝廷。霍光以后，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诏群臣议所立。可见皇帝世袭，是政府法理规定。若遇皇帝无嗣，及其他变化，仍该按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而且霍光纵说政府领袖不必预闻皇帝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所立，可见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违背当时习惯。再就另一点说，原先尚书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而内廷诸职，又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皇室又另有一个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名义来掌领皇帝的秘书处，他不让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却代表皇室来过问政府事，如是则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岂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后来汉宣帝想把霍氏权柄削减，便恢复旧制，仍有御史中丞来管领尚书，如是便由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而达到宰相，内廷与外朝声气又通，大司马大将军便没有权重了。霍家也就垮台了。

就此一节，可见汉代制度，在皇帝与宰相，皇室与政府之间，确是有一番斟酌的。虽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的一句话，这也并不是大失错。而且若要皇帝决不预闻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就当是历史情实，既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便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这是历史条件所限，并非一两个皇帝私意要如此的。于是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宰相之间，遂不免发生许多的微妙关系。

汉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揽权，尚不甚要紧，他死了，他须替他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来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便出来问题了。汉宣帝以下，霍氏虽败，结果还是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还是内廷权重，外朝权轻，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

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到东汉光武帝，惩于前失，因怕大权旁落，自亲庶务，于是尚书地位日渐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却分成三个部门。本来三公是宰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实际宰相是全国之首领。后来因有大司马大将军横插进来，所以又把此三公变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职分别，一个公管领三个卿。在西汉时，本想把此改革来调和大司马与宰相之冲突的，然而这样一来，大司空完全变成外朝官，大司马却依然代表皇室。从前御史大夫管得到宫廷，现在大司空管不到宫廷。不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职，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职，权重依然在大司马手里。这还是皇家和政府权限划分不清之故。中国此下政府里的所谓御史台，便是循此趋势，由皇宫渐渐退回到政府的。

东汉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则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换言之，则是由皇帝来总其成。所以后代中国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见。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三、东汉：一个皇权与豪强大族联合执政的王朝

这样的光武帝之所以能够复兴东汉王朝，是因为得到了出生地南阳豪强地主和河北豪强大族势力的援助。这和高祖刘邦与杀狗的庶民一起创建前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一般认为东汉王朝是豪强大族联合政权。和惟一的皇帝掌握强大权力的西汉相比，东汉时代皇权较弱，具有与豪强大族协力联合行政的意义。

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即帝位，平定了赤眉等农民军和举兵各地的豪强地主军队，复兴了汉王朝。27年破赤眉之后，渔阳（河北省蓟县）的彭宠、睢阳（河南商丘）的刘永、陇右（甘肃、宁夏）的隗嚣、河西的窦融、安定（甘肃固原）的庐芳、巴蜀的公孙述等，或称帝，或称王，平定诸势力经过了10余年。

这样的光武帝之所以能够复兴东汉王朝，是因为得到了出生地南阳豪强地主和河北豪强大族势力的援助。这和高祖刘邦与杀狗的庶民一起创建前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一般认为东汉王朝是豪强大族联合政权。和惟一的皇帝掌握强大权力的西汉相比，东汉时代皇权较弱，具有与豪强大族协力联合行政的意义。

宇都宫清吉认为，这个时代是“完整、优美、和平、稳健、繁荣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无生气、形式主义、矛盾、无力、绝望……大扩展的时代”。他指出了儒学的固定化和围绕帝位继承出现的宫廷内部的混乱等，并且，这种情况也可以当作刘邦和刘秀的不同。的确，《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的刘秀的容貌和勤奋的性格，和刘邦大不一样。刘秀在青年时代便在长安学习《尚书》，这样的教养和嫌弃儒者，往儒者之冠上撤小便的刘邦的气质完全不同。然而，我认为刘秀作为帝王的品行性格是沿着当时叛乱群体期待着出现“真主”这种《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述情节来描写的。并且，“豪族联合政权”这一概念，内容也很暧昧，因而包括豪族和权力问题，我认为对中国古代专制国家论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再探讨。

关于“期待真主”问题，木村正雄氏说，农民、豪族“盼望更健全的专制政权出现，以过上像昔日那样平安的生活”。这个专制政权，就是木村氏所说的复兴第二次农田的政权。关于第二次农田也有再探讨的余地，后面再述。刘秀和从起兵时起随从刘秀的很多人都出身于南阳等黄河以南地区，东汉时期的开发中心在南方，这些情况值得注意。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具体探讨南阳地区和南阳豪族的状况。

汉代的南阳郡，是以现在的河南省南阳专区为中心的地区，是面积多达46170平方公里的大郡。郡北有高达1000—2500米伏牛山脉，北接河南郡、弘农郡。西部也是山地，相当于方山山脉的东端，和高达1000余米的武当山相连。东面及南面是高达100—200米的桐柏山丘陵，向东是华中平原，南面与湖北的丘陵地带连接。四面被山或丘陵包围的南阳，呈现的是一块南北长140公里、东西长200公里的盆地状平原。这个平原自北向南有排子河、刁河、湍河、照河、白河、唐河、清水河流淌，在湖北的襄阳附近和流自西部山地的汉江合流。

在平原的大致中心位置有新野市，东北约50公里有现在的南阳市，即汉代的宛城。据说南阳历史悠久，吕尚受封的吕邑就在宛西，有楚申伯之国，其后有申亭。南阳设郡是秦昭王35年（前272年）的事，《史记》对此作了如下记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宛亦一都会也。俗雅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又记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伐秦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西汉时期在南阳置工官、铁官，户数有47547户，由此可见南阳工商业之盛况。

宇都宫清吉氏在《刘秀和南阳》一文，对南阳刘氏的历史和经济状况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参考他的研究，概览一下南阳豪强大族的状况，大致如下：刘秀的祖先是西汉的文帝，景帝之孙刘买被封在南方的零陵郡冷道县的舂陵。刘买之孙刘仁在元帝时以气候恶劣为理由，请求替换封地，移至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将白水乡改名为舂陵乡（前45年）。蔡阳县在今天的湖北省枣阳市西，距南阳市南约100公里，南阳盆地隔越桐柏丘陵。南阳郡除舂陵刘氏之外，还有武帝时封于宛西20公里之安众的安众刘氏、宣帝时封于今桐柏市东复阳之地的复阳刘氏。南阳与宛城隔桐柏丘陵约有140公里。

刘秀之家是舂陵侯家的分支，是受最早兴反王莽之兵的新市、平林兵的压制即帝位的刘玄即更始帝就是春陵侯家之正家。据说刘秀举兵之初乘牛出阵，杀死新野尉得马。因此，我认为和其正家刘氏相比，刘秀的经济实力相当微弱。但是，刘秀青年时代记在胸中的阴丽华（后来的阴皇后）的娘家是新野县的豪族。阴氏在西汉初移居新野，宣帝时突然聚积成巨富，有田地多达700顷。刘秀之兄刘缜举兵，皇后之兄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从之，进而刘秀的两个姐姐嫁予宛之李通和新野的邓晨。其中的邓氏是世代为高官的名门，是开辟邓氏陂的大豪族。邓氏和刘秀之家有亲交，王莽时代娶了刘秀之姐。在南阳形势未定之时，王莽的同伙新野宰（令）袭击邓氏，烧毁其墓冢时，邓氏宗族怒言邓晨加入刘氏起兵“家颇富足，奈何从妇人之家，受苦劳”，在《邓晨传》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话。这对于了解刘、邓两家的关系的强烈程度饶有趣味。

这个邓氏和前面提到的阴氏也有姻亲关系。光武帝之母的娘家樊氏是东南方的湖阳县人，是乡里的大姓。役奴婢开辟了樊氏陂，开垦300余顷田地。在田地上建的工作小屋都是很高的楼阁、漂亮的建筑物，田间富有池塘和灌溉用水，据说池鱼和牧畜之类都能够自给。光武举兵的混乱之际，樊宏“与宗亲家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侵入南阳的赤眉军也未敢进入营堑。新野来歙之家也和舂陵刘氏有姻亲关系。从西汉武帝时代开始，来氏之家将军和官僚辈出。和舂陵刘氏有通婚关系的阴、邓、来氏都是新野的豪族、名家。湖阳的樊氏也是豪强大族。湖阳在桐柏山丘陵地带，在枣阳北方约30公里。刘秀的另外一个姐姐嫁给李通，李通也是宛地的富豪，和刘秀是老相识，誓要辅佐刘氏，并娶了其姐。

樊氏所在的湖阳另有一个豪族冯氏。冯氏在秦灭魏时移居至此，成为大豪族。据说在王莽末年混乱之际“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等待应该归属的势力出现。那时和同在湖阳的豪族虞氏反目成仇，此事见于《冯鲂传》。就像邓氏和樊氏开坡垦地那样，我认为冯氏也以陂为中心扩大所有地。或者说在湖阳县，以县城为中心的樊氏和冯氏、虞氏等豪族为中心，结成了聚落，互相进行争斗。特别是耕作者的归属问题给所有地的经营以重大影响。老弱1000余家归于樊氏（《后汉书·樊宏传》），其中从冯氏和虞氏家中逃亡者也一定不少。在同一水系的陂地，我认为围绕排水等问题也会有争斗。

和蔡阳刘氏的通婚，不在蔡阳进行，而是以新野为中心，这种情况也显示了豪族之间的相互斗争。

如上所见，新野、湖阳、蔡阳等南阳诸豪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或者互相对立。并且，他们分别造樊氏陂、邓氏陂等陂，各自以此为中心开发土地。邓晨作为汝南太守也修复了鸿郁陂，我认为这恐怕是活用了南阳的经验。

四、释“王与马共天下”

“王与马共天下”，这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而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晋书》卷六《元帝纪》，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头，元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同书卷九八《王敦传》记元帝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图维持与王氏的共安。他请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不要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执意独吞天下，破坏共安，元帝无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国邪这一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