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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唐太宗之谜02（第2页）

李世民转顾明月道：“中秋将至，想嫦娥在广寒宫，应亦望团圆。”杨妃凄然说：“不料天上也有残缺。”李世民微笑：“我今夜踏月而来，王妃可否与我一起赏月？”

杨妃尚未来得及回答，侍女已在一边凑趣说：“厨下尚有酒肴，搬了出来，就可赏月了。”那时西轩早启，晚宴初陈，李世民邀杨妃入席，真所谓：“酒为色媒，色为酒媒。”杨妃入席时，还有三分腼腆，及至酒过数巡，渐把羞涩撇在脑后，抬头看着风流倜傥的储君，英姿洒落，眉宇清扬，再回忆那齐王元吉，与李世民生本同胞，偏长得一俊一丑，大不相同，想到这里，杨妃禁不住意马心猿，竟把平生的七情六欲，一齐堆集拢来。李世民几次温存，她也不见不闻，仿佛痴了一般，惹得席旁侍女，都吃吃地暗笑，杨妃方才回过神来，不由得两颊愈红。李世民说：“夜已很深了，再喝一杯便撤席罢。”于是各斟一满杯，彼此一饮而尽，以做两人的交杯酒。侍女撤去残肴，单剩两人在床帏里成就了好事。

隔了数日，唐高祖禅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册长孙氏为皇后。杨妃被纳为妃嫔，日加宠眷。太宗嬖宠杨妃，便也捎带着为死去的李元吉加封，追封为海陵郡王。后来长孙皇后去世，太宗欲把杨妃升入正宫，魏征再三争论，说陛下须为万世家法，万不可使失节妇人母仪天下，太宗只好死了这条心。新旧《唐书》后妃传里没有杨妃的位置，只在叙述她生的儿子曹王明列传里捎带提了一句。据《新唐书》：“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魏征谏曰：‘陛下不可以辰赢自累。’乃止。贞观二十一年，始王曹，累为都督、刺史。高宗诏出后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贤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谢佑逼杀之，帝闻，悼甚，黔官吏皆坐免。”又《旧唐书》：“诏令继巢剌王元吉后。”太宗将曹王明过继给已死的齐王元吉当儿子，而且最后被地方官杀死，可能那时杨妃已经失宠。

至于杨妃最终的结局历史没有记载，大约不外是两种：老死窗牖间，或者像武媚一样出家为尼。

第三节唐太宗之死字谜

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盛唐开国之君唐太宗李世民仅仅活了50岁，享国23年，介绍李世民的文章比较通用的说法是因患痢疾而死，不过也有史家经考证，认为李世民的真正死因乃是服食丹药所致，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此说也有一些间接的史料为证，何况唐承魏晋之风，服食丹药很流行，诸多唐帝均有此好。李世民服丹当非异事。

不过舍此之外，亦不乏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李世民在贞观19年征高丽之战中因中箭受重伤，久治不愈，加之乱食丹药导致身体更加虚弱，遂于三年另八个月之后终于驾崩了。

李世民远征高丽中箭受伤，此说当然不见于国内的史料，此为朝鲜方面的说法，本人也是才得知不久。贞观19年6月，李世民围困安市，因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双方僵持不下，李世民亲率李世勣、长孙无忌、李道宗等出击，三月不能下，只得班师还朝。按《资治通鉴》的记载，退兵的原因是因为“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不过，按高丽的记载，是因为联军屡挫唐军，并射伤了李世民，使其不得不撤退的。

当然，李世民是否真的中箭受伤已成历史疑团，即便是事实，在当时也只能是有限人知的天大秘密，《资治通鉴》有一个细节，“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故特赦汝耳。”失掉一个并非足以影响到战局成败的土山，让江夏王都“徒跣诣旗下请罪”且是“罪当死”，看来在这场土山争夺战中，李世民确实吃了大亏。以李世民以往的风格，常亲冒失石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假如李世民真的受伤，当属此战。《新唐书》载，辽东之战时靺鞨兵精于射骑，故“每战，靺鞨兵常居前”，击破高惠真之后，李世民坑杀了三千靺鞨兵，这也不符合李世民一向的宽大作风，此中的深仇大约只能用箭伤来解释了。李世民班师途中尝言：“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如此的失落与伤感，也不像是出自一位曾经身经百战的的统帅之口。

《资治通鉴》载，就在回程途中，李世民又忽然患上了“痈疽”，严重到了“御步辇而行”的程度，乃至“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到了并州，民部尚书刘洎曾经晋见，“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此言一出，大祸立至，这位重臣便被李世民下诏，“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按说刘尚书罪不至此，大约实情是他对外人透露过李世民所谓“痈疽”症的真相吧？

回到长安之后，李世民伤情并未好转，次年二月，“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整整过了一年后，李世民才从伤病中恢复过来，“上疾愈，三日一视朝”。21年正月，高士廉死，李世民往唁，“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可知李世民不但并未痊愈，身体很差，且因急于痊愈，又开始大量服丹。以致五月又不得不再度“诏百司依旧启事皇太子”，此后太子亲政，李世民当然也过问国事，但已是只抓大事了，身份近似太上皇，这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他去世为止。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李世民的身体状况而言，贞观19年亲征高丽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出征前的李世民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而失败之后则一病不起，从此再没有恢复过来。是失败的打击吗？当然不是，因为李世民最后的两年还曾两次议证高丽，并由李世勣统军出征过一次。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即李世民在他的人生最后一次征战中确确实实是栽了，不仅输掉了战争，甚至连“龙体”都陪上了。而其中缘由或并非偶不小心染恙，受伤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当然，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乃属最高军事机密，事后为皇帝的尊严和面子计也会千方百计加以掩饰，来自敌方的说法或判断无法找到真凭实据，有夸大其词的可能，不过相形之下反而更确实可靠一些。

第四节唐太宗昭陵之谜

西安城西北面的礼泉县，有一座突兀的山峰叫九嵕山，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在这座山上。李世民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口口声声说要薄葬，难道是为了薄葬而将玄宫搬上了山？有人说因山为陵比堆土为陵更壮观，有人说葬在山中还可以防止盗掘。不管是什么原因，昭陵开辟了唐代帝王墓葬的一种新形式。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子，他为建立统一强大的唐王朝跃马征战，屡建战功。后来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用武力逼迫高祖退位，自己当上了皇帝。李世民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帝王，在他当政期间，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盛唐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贞观九年安葬唐高祖后，唐太宗身患重病，累年不愈，长孙皇后虽“素有气疾”，还亲自侍奉陪伴，这时两人时常讨论死后的归宿问题。时过不久，唐太宗恢复健康而长孙皇后却每况愈下，她一再向太宗请求：“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唐太宗为了满足她的要求，同时派出两路人马专卜山陵。一路由李淳风带领，另一路由魏徵带领，他们分头出发，各行其是，彼此不得交换意见。两路人马在关中各山峰间转悠，分别选出最佳的地方，暗自留下记号，回到京城。当长孙无忌前去查验时，两路人马均带了他来到九嵕山的山顶。长孙无忌吩咐取出各自留下的记号，发现魏徵插下的那根针恰恰插在李淳风埋下的那枚铜钱的方孔之中，于是九嵕山成了长孙皇后的墓地。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逝，唐太宗下令加紧建陵。同年十一月，长孙皇后正式葬于昭陵。

也有人认为，选择九嵕山作为陵址，与唐太宗个人爱好有关。唐王朝建国初期，李世民经常率军出征，他曾多次路过九嵕山。唐的统一大业完成后，他又经常在九嵕山一带畋猎，对这里的山川地貌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喜欢上了九嵕山。所以，当长孙皇后死后，他就下诏营建昭陵。

昭陵是选取九嵕山的峻峰凿山建陵，由此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一些人认为这是李世民为了节俭，想薄葬。因为历代王朝厚葬之风甚盛，唐初也不例外，秘书监虞世南列举因山起坟的故事，劝谏唐太宗葬仪“务以俭约”。《唐会要》记述虞世南的上书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变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柙金镂，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这些劝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文德皇后临死时，曾遗言太宗，请“因山而葬”，“俭薄送终”。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因山为陵主要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就开始营建昭陵，当时选取九嵕山险峰造陵，从山下到山腰的墓室之门，要经由“悬绝百仞”的栈道才能到达，造好之后拆去栈道，显得孤耸回绝，雄浑巍然，更显帝王气魄，并且可以防止盗掘。事实上，昭陵建筑并非俭约，而是十分奢华。整个陵园方圆几十公里，气势壮观雄伟，是以往帝王陵园所无法比拟的。

有人认为因山为陵的初衷主要是考虑死后的安全。中国古代人为了防盗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墓葬方式，以山为陵从春秋时就已出现，只不过在唐代是普遍采用罢了。昭陵的形式改成因山为陵，无非是由于陵中随葬品丰厚，为防止有朝一日暴尸野外而采取的一种办法。太宗为文德皇后撰写的墓碑上是这样说的：“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当时他极力宣扬薄葬，说薄葬可以使“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免得像汉朝诸陵一样被偷盗后尸骨无存，真实的目的一看就知道是为了防盗。

昭陵名称是怎样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献上从未有过记载。有人根据古人死后给谥的原则进行分析，认为古代谥法中释“昭”字说：“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他们认为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太宗是当时世界各国统治者中最富有生气和创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没有人像他那样在各个方面树起辉煌和不朽的丰碑，所以唐太宗陵名是选择了一个歌功颂德喻意美好的字眼。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嵕山上。从贞观十年（636）开始营建，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李世民入葬方完成，历时13年，花费的人力、财力可想而知。

昭陵“因山为陵”，陵寝位于九嵕山南面山腰，居于整座陵园北部最高处，陪葬墓多集中于山陵之南的辽阔地带。九嵕山是属于石灰岩质的石山，山势突兀，海拔1188米，南临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山诸峰遥相对峙。正南面和东西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孤耸回绝。加上泾水环绕其后，渭水映带其前，显得气势十分雄伟。陵墓的营造工程浩大，布置精心，建筑辉煌。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兄弟参与了墓室的设计。《唐会要》说，昭陵“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远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据文献记载，昭陵因山凿石为玄宫，从埏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了五道石门，规模宏大。墓道用3000多块大石块砌成，每块石头有两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五代时军阀温韬进入昭陵玄宫，说玄宫里“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间是停放棺椁的寝宫，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放着许多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其中的一个铁匣中，“悉藏前世图书、锺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昭陵地宫被盗的情况究竟何如，建国后政府曾进行过考查，但没有查到被盗的痕迹。看来昭陵玄宫还会留给人们一个不小的谜团，只有等到陵墓被发掘的那一天，才能最后见分晓。

整座陵园周长60公里，占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陵寝四周城垣围绕，残存少量夯土地段。地面建筑分布在陵山的周围，北面有祭坛和玄武门，正南面有朱雀门和献殿，西南面有下宫。祭坛南高北低，南北长86。5米，东西宽53。5米，由五层台阶地组成，平面略呈梯形，墙基层台阶尚可辨认。由南往北，在南边3个台阶上，有寝殿、阁楼、东西庑、大门等建筑，中间司马道直通寝殿。在第四、第五个台阶地面上，除第五个台地尚存门阙遗址外，其余可能原来是空旷的场地。献殿残存面积约40平方米，殿址上曾出土1件鸱尾，高1。5米，底长1米，重150公斤，由此可推测献殿之高大。下宫遗址在陵西南，平面呈矩形，遗址面积东西宽237米，南北长334米，四周有墙基，墙基厚约3。5米。南墙和北墙中间有门址相对。垣墙内是一片平坦的夯层，厚3至5米，建筑物比较集中，均已不存。

在昭陵的玄武门外有一个梯形的祭坛，祭坛陈列着14个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祭坛的东西庑殿中陈列着世界闻名的浮雕石刻六骏。唐太宗生前平定突厥，与吐蕃和亲，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太宗死时，突厥阿史那社请求殉葬，于是高宗派人打制了这14个栩栩如生的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立在昭陵前。这14尊雕像是唐太宗时期良好民族关系的写照，可惜它们在清代乾隆以后大多被毁了。

“昭陵六骏”是驰名中外的浮雕艺术品，它们是李世民当年统一全国南征北战驰骋战场所骑的六匹战马，李世民为了纪念它们，将其雕刻在石屏之上。相传六骏的图形出自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技艺逼真地雕刻了这些形象。石屏的角上题有高宗的赞美诗，是由欧阳询书写的。石刻六骏原列置在玄武门内东西两庑殿内，骏马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手法浑厚。“飒露紫”和“拳毛騧”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馆内。

唐代诗人杜甫曾经作诗描述了昭陵辉煌壮丽的景象，他的《重经昭陵》说：“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形象地概括了昭陵雄伟的构建形式。

现存昭陵博物馆的昭陵碑碣有40余通，墓志20余合。这批碑刻以楷书居多，也有隶书、篆书和行草。欧阳询所书温彦博碑，褚遂良所书房玄龄碑，王知敬所书李靖碑，尉迟敬德墓志盖的飞白书等，其书法艺术早已蜚声中外。然而这些本该展示初唐书法艺术高水平的碑刻，却被破坏得很厉害，刻字的地方被砸成一个个坑，几乎没有一块碑文是完整的，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