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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北宋妓女（第4页）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政治趋于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北宋继续改革经济制度，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了唐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实执行达三百年之久。

宋朝的成就并不逊于汉、唐两朝，它不仅是汉、唐社会的继续发展，甚至在程度上还要高于汉、唐，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与汉、唐相比，宋朝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十分不易的。

首先，宋朝继承的政治遗产不利，当权者容易失去自我。秦、隋速灭，其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在完成统一的巨大胜利面前不能自持，竟至忘乎所以。汉承秦祚，唐承隋祚，吸取了前朝失败的教训。而宋朝却以兵变立国，与汉、唐两朝不同。

其次，北宋立国是建立在五代十国四分五裂的基础之上，同秦以前的春秋战国和隋以前的五胡乱华的局面类似，实现国家统一需要进行长期战争。而汉、唐两朝均建立在前朝大一统的基础之上，立国后可以专心为政。

另外，宋朝立国时面临着强敌的侵犯，其周边环境远不如汉、唐。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仅仅是势力较大的部落，部落管理尚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他们侵犯汉、唐的主要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往往是袭扰性的。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同北宋并立的还有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在西北建立的西夏国以及距离较远的吐蕃。

宋朝建立之时，辽政权已经存在了约50年，而且从一个游牧民族逐渐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国家，军队战斗力较强，他们有强烈的争夺生产资料也就是扩张土地的欲望。从公元979年至1004年，宋、辽两国发生了长达25年的战争，双方损失极其惨重。

但是，北宋在这么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却稳住了政局，并使经济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这不得不让人问几个为什么。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宋太祖及后任皇帝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

许多人都知道“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典故，但对此事的看法却歧说不一。我认为，采取某种方式解除兵变之忧，这是专制社会的必然。相比其他朝代的帝王，宋太祖的做法也较为合理和人道。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又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了体制上、制度上的大变革。

一是改革军制。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

二是改革行政。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则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担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三是改革财政。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

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政治趋于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北宋继续改革经济制度，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了唐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实执行达三百年之久。

四、史海钩沉：谁才是宋朝人心目中的“第一词人”？

南宋时期，词体渐尊，宋人开始有意识地编选词集选本。现存的宋人选宋词选本共有五部，但仔细研究发现，在五部词选中，词作数量位居第一的词人即“第一词人”却不尽一致。

南宋时期，词体渐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音乐的束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独立文学样式，占据了宋代文学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宋人开始有意识地编选词集选本，以求存人存史垂范于当世与来世。现今流传下来的由宋人选本朝词编定而成的词集选本共有八部，其中黄大兴的《梅苑》为咏梅词的集成，陈泳的《全芳备祖》为花卉词的集成，宋遗民词集《乐府补题》为咏物词的集成，由于这三个选本的选域过于单一，不便于用来研究宋词发展流变的历程，因此以余下的五部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编选时代的先后顺序，依次为曾慥的《乐府雅词》、黄升的《花蓭词选》、何士信增修的《草堂诗余》、赵闻礼的《阳春白雪》、周密的《绝妙好词》。

一、五部词选“第一词人”的具体概况

五部词选，都是宋人在南宋词体渐尊的大环境下开始编定的，通过仔细研究发现。各选本中词作入选数量占据第一的词家即“第一词人”不尽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乐府雅词》，共选录词家34位，词作756首。以欧阳修入选词作最多，共73首，为“第一词人”。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由于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为宋词，故宋人所选的唐五代词或者本是唐五代词人所作却误入宋人名下的词作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欧阳修在词选中选录了83首，但根据《全宋词》考证，共有10首为唐五代词人所作，这样统计时，欧阳修的实际入选篇目则为73首。

《花蓭词选》，共选录词家196位，词作1164首。统计时，仍然以研究对象是宋词为依据，将前十卷中的唐词与金人吴激的词作排除在外。其中以辛弃疾、刘克庄的词作入选最多。都是42首。并列为“第一词人”。

《草堂诗余》，共选录词家103位，词作292首。依据惯例，唐五代及无名氏词人的词作不在统计之内。其中以周邦彦的词作入选最多，共46首，为“第一词人”。

《绝妙好词》，共选录词家132位。词作382首。依据惯例，金源词人蔡松年的词作不在统计之内。其中以周密入选词作最多，共22首，为“第一词人”。

二、五部词选“第一词人”的差异性分析

（一）欧阳修为《乐府雅词》“第一词人”的原因探究

第一，与编者曾告密慥选录格调高雅词作而摈弃格调低俗之作的词作取舍标准密切相关。他在《乐府雅词》自序中明确指出“多是一家，难分优劣，涉谐谑则去之。名日《乐府雅词》”。这种崇雅的倾向要求他必须推举一个雅词创作的大家作为学习的楷模，加之选本的重心在北宋词坛，欧阳修就自然成为标举的最佳对象，即“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缈，世所矜式。”选录词作最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第二，《乐府雅词》的编选意图旨在崇雅反俗，编者曾懂希翼通过自己的词集来反拨当时词坛**靡腐化的不良风气，规范和引导词体向雅文化的方向回归。以欧阳修作为雅词创作和学习的楷模，一方面可以有力地反驳当时词坛**靡俚俗的创作倾向，为正在兴起的复雅思潮呐喊助威；另一方面则可以引导词体脱离儿女私情的狭隘领域，而向更为广阔的包蕴现实社会内容的雅的方向发展，以与南渡之初收复河山、重振国威的时代氛围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