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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一大代表李达 文革毛泽东要求救他一命也不管用（第1页）

第二十三章一大代表李达：文革毛泽东要求救他一命也不管用

核心提示：替李达翻案的成员之一的王炯华，著有《李达评传》一书。他回忆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会议室，曾主持召开过“王任重盘问会”。将近2个多小时的会上，王任重声称鉴于李达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对于“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毛表示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后来李达的惨死说明，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还是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还是王向毛做出的保证，都没有传达到，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

1953年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从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治校期间拨乱反正，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然而文革来临，这位红色教授因为正直和耿介受迫害致死。

公开反对“教育革命”

63岁的李达来武汉大学主持校政，人们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欢迎。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被尊称为老校长。

李达1953做武大校长到1966年去世，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发动一连串批判和斗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教育界也风云变幻。

用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的话说，“当时整个中国和武大出现了一个极‘左’路线，而李达的思想体系跟这个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搞教育和哲学，都得实话实说。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对教育破坏极大，李达极力反对。”

来到武大，李达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并恢复曾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哲学系。他尊重知识分子，如果有任务布置给老师，不是先下通知或打电话，而是亲自登门拜访，当面商量。若有学生登门拜访，他也会放下工作接待。

在学术上，他竭诚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鼓励教师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他曾说，“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李达是著名的反右权威，发表过系列反右檄文。但他反对在学生中抓右派。他招贤纳士，罗致人才，即使是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也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当时著名有机化学家、曾国藩之曾孙、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伦，也被李达邀请来武汉大学任教，组建化学教研室。

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主张在校内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

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认真读书，要是有人叫你开会劳动，就说两个字：不去！”

但是，武汉大学的经验却被推广到各大专院校，毛泽东视察武大时也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却开始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开反对。

1961年，李达终于找到机会发言。会议上，他指斥这一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不对；校办工厂搞生意也不对，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

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燕京大学出身的朱劭天调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他曾任陈云秘书，很熟悉教育工作，与李达配合默契，学校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那年夏天，李达在庐山休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看望李达。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与李达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也是李达的好友。他此行目的是为即将出台的《高教六十条》征询意见。李达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并建议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

政治争拗

听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李达认为这是个极其主观唯心的口号，并与来汉视察的毛泽东当面争论起来。

李达与毛泽东在上海党的“一大”结识，他比毛泽东大三岁，双方友谊深厚，李称毛润之兄，毛称李鹤鸣兄。毛泽东曾盛赞李达是“有两大板斧的李逵”。梁启超、张东荪、胡适、江亢虎都挨过他的‘板斧’，称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而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曾认认真真读过十遍，书中满是批注。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地下党安排，李达从长沙辗转经香港抵达北平，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李达，两人畅聊至深夜。当晚，李达就睡在毛泽东的硬板**，毛则工作一宿未眠。李达跟朋友讲起此事，用东汉严光“加脚于帝腹”的典故作喻。

在这次争论中，李达认为不能无限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毛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放大。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李达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连毛主席也这么认为，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当时部属高校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李达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有交往，加上毛泽东来武汉总要和李达相聚，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他们的关系。

这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认为，不能说超过，还是要强调学习。

王任重发表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李达思想不够解放，在“超”的问题上不够灵活。

李达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强调注重实际，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1960年，国家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民不聊生。他的《理论战线》经营惨淡，不得不奉命停刊。他一语道出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得好！刊物还是小事，人们连饭也没得吃了！”

这些事和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态度，令当时中共湖北省委颇为不快。在一些人眼里，李达不免有“不合时宜，碍手碍脚”之嫌。只是，基于李达党内地位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他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一时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李达因反对“教育革命”“左”倾的行为及在整风运动中措辞激烈的讲话，得罪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埋下了后来在“文革”中被整的祸根。

1963年，刘仰峤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拟把已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再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这些人不懂教育，不宜重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告知李达，“这是省委的决定。”

李达一直对武大的“教育革命”不满，而侯、罗二人也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被提拔为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又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不肯。他毫不退让地摆明态度，如果侯、罗二人回武大，他就不做校长。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而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发电报，要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马上派人到武大了解情况，并转告王任重，请省委尊重李达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侯、罗的调任只好作罢。

因此，王任重对党委书记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娄子”有意见。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一职。

武大也有“三家村”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组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

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以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大祸就要降临。他赶回武大其实是“自投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