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二十章 实事求是话陶铸 毛泽东为何叫他不要再检讨了（第2页）

1959年三四月间，广东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检讨前一时期的反“瞒产”工作。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他提出必须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并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在深刻的教训面前，陶铸非常愧疚。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陶铸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陶铸还特意找到袁溥之请罪：“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原谅。我向你道歉！”1959年秋，陶铸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是一个敢于正视错误和承认错误的人。此后，他在很多场合作了严肃的、痛切的反省：“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陶铸带头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毛泽东特意表扬了陶铸。毛泽东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陶铸还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陶铸是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

陶铸是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不仅对农民充满感情，对知识分子也非常尊敬。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奇缺。陶铸与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份2000人的特供名单，要求中共广州市委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考虑到一些知识分子年老多病，陶铸还批示从中再选出一二百人，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等方面享受厅局级干部待遇。知名学者陈寅恪、姜立夫等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受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陶铸从北京返粤后，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甄别工作，对运动中的过错和失误坚决进行纠正，以共产党人的巨大勇气主动承担责任，赔礼道歉。

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陶铸代表中南局诚恳地向受过错误批判的专家赔礼道歉。陶铸充分意识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数量相当多、质量相当高的专家是不可能的。”当时一些干部不尊重知识分子，捉弄、嘲笑甚至故意刁难知识分子。为此，陶铸多次引用“千金市骨”的典故启发干部。陶铸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周公吐哺的胸怀，充分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

10月11日，陶铸主持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讲话中，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这个讲话，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陶铸是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主持广东工作期间，陶铸与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寅恪是知名学者，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陈寅恪谨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历来特立独行，清高孤傲。解放后，陈寅恪谢绝了全国政协让他当政协委员的邀请；郭沫若要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也辞谢未就。当时，很多人对这位书卷气十足的学者“不识抬举”的做法颇有微词，几次政治运动，都有人磨刀霍霍，锋芒指向他。但陶铸对这位“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的学者却格外理解、尊重和关心。

1956年，在广东省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陶铸无微不至的关照，陈寅恪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陶铸还经常去拜访、看望陈寅恪，帮助协调解决其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有一次，陶铸无意中听说陈寅恪睡眠欠佳，便立即设法从香港买来进口安眠药，给陈寅恪送去。陈寅恪晚年视力很差，陶铸特意关照中山大学在陈寅恪住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1962年7月，年迈的陈寅恪意外骨折，从此只能长卧**。陶铸特批三名护士一天24小时轮流在陈宅值班，护理、照顾其生活。陶铸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感动了这位倔强、正直的老教授。他主动找中山大学党委负责人说：请你们告诉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本人同意接受。

陶铸不仅关心知识分子，还非常重视岭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安排好的建设项目被压缩。在院校和专业调整中，一些高等院校或撤并或搬迁。暨南大学原创办于南京，历经多次迁徙，后来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合并。在1957年5月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不少归国华侨政协委员建议筹办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这一建议得到了陶铸的大力支持。

1958年，有关部门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陶铸亲自主持了学校的筹建工作，并兼任校长。尽管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陶铸仍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在陶铸的领导下，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到1960年，暨南大学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暨南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新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陶铸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可以说“没有陶铸办不成暨大”。

陶铸在广东被人非议最多的，一是土改，二是反地方主义

从1951年到1966年，陶铸连续在广东工作、生活了15年。他披肝沥胆，埋头耕耘，为广东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说，陶铸主政广东时期也曾犯过一些“左”的错误，在工作中酿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伤害了一些同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陶铸与这些同志并无私人恩怨，而且有些被伤害的同志还是陶铸的战友、同事和朋友。这些冤假错案的产生，一方面是在全局性“左”的大环境下，陶铸的确难以做到独善其身，再加上陶铸历来组织纪律观念、原则性强，对党无限忠诚，对一些即使明知有错误的指示，他也坚决执行。另一方面也跟陶铸本人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有关。陶铸一向雷厉风行，嫉恶如仇，有时态度难免有些粗暴。

陶铸的性格直爽，敢于据理力争，尤不喜阿谀奉承。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克漳州，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前去汇报工作。他直截了当向毛泽东提出希望红一军团支援两个连的枪支。被拒绝后，陶铸敢于坚持并据理力争。面对这个20多岁血性青年的背影，毛泽东不无欣赏地说：“是头牛!”陶铸是党内有名的“大炮”，有人评论其为人处事举轻若重，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少见多怪，不善变通。陶铸生性耿直，有话就说，批评起人来态度严厉，不留面子，为此经常有人告他的状。对前来告状的干部，毛泽东好言相劝：“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头牛。牛有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么办法呢？”在七千人大会上，在谈到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时，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非常严肃地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直言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也应作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此话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这样的“大炮”，陶铸放过多次。

在广东，陶铸被人非议最多的，一是土改，二是反地方主义。广东的土改运动，最初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任总指挥，副书记方方具体领导。叶剑英、方方从广东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强调广东在土改中要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土地改革法》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同时，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以减少土改工作阻力。他们较为温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广东土改时采取缓和政策。当时北方正在进行“暴风骤雨”式的土改，中央认为叶剑英主持下的华南分局搞的是“和平土改”，是右倾的表现，因而十分不满。陶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广西剿匪前线调到广东，接替方方主持广东土改的。为了改变“和平土改”，中央还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指导广东土改。

陶铸奉中央命令，赴粤后首先整顿了土改队伍。于是，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处分，还有些人被开除公职。在陶铸的领导下，广东土改开始盛行一些“左”的做法，这使本来就已十分紧张的土改气氛进一步加剧。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激烈的运动和斗争，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造成大量逃亡和自杀现象。

陶铸在广东另外一个为人诟病较多的是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先后经历了两次反地方主义。在运动中，一大批干部被当成地方主义分子被打倒被迫害，有的含冤而死。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陶铸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把所有的过错都算在陶铸身上显然也有失公允。作为地方领导人，陶铸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安排，他领导的中南局必须听命于中央。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起父亲在广东的表现时说：“当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极力想纠正过来。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