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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1958年知识界拔白旗辱专家 华罗庚也被拔了（第1页）

第十三章1958年知识界“拔白旗”辱专家：华罗庚也被拔了

核心提示：清华大学团委负责人在一篇文章中也讲到了这点。文章说：资产阶级专家教授，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因为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一套判断事物的旧标准，在这一代青年思想上还有深刻的影响，看人不看本质，而看“帽子”、“衣服”，看“招牌大小”。资产阶级专家里外挂满了“教授”、“博士”、“留学英美”、“学术论文”以至“大脑袋”、“秃头顶”种种招牌，把一部分青年的灵魂吸引去了，一心向往之。而资产阶级专家也就得意忘形起来，自以为在“科学”、“教育”的领域里，他们还保留着最后一张“王牌”，可以凭借所谓“有学问”、“有知识”来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因此，必须拔掉白旗插红旗。只有拔掉白旗插红旗，才能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这段话，可谓道明了当时为什么要在知识界开展“拔白旗运动”的缘由。

示例：数学界被拔掉的另一面大白旗是华罗庚。华罗庚是国人皆知的大数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在这人人“大跃进”的火热时节，华罗庚也想努力地赶上形势，为此，他在八大二次会议后科学界的大搞高指标的活动中，曾违心地提出12项数学指标要在10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各方面提出的一切数学问题都包下来。即便如此，他仍被所里的一些年轻人说成不够先进，甚至被他们在背地里骂做“保守派”。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是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让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一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为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统一党内党外思想，正式制订和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讲到了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

在5月8日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说道，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是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让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过了十来天，也就在大会快结束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到插红旗的问题。他不无幽默地说，插红旗，辨方向。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的，是红旗还是白旗，世界上没有不插旗子的地方，南极也要插旗子，不是美就是苏，可惜没有我们去，什么时候去一下，将来开一个团到南极去。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学校、机关、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

他又说，不要怕插红旗，凡是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到处插起来。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没有插红旗的地方，都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要不断地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有些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天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要常换。

那么，这里的“白旗”、“红旗”指的是什么呢？“白旗”、“红旗”不过是“大跃进”期间发明的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概念。白旗，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红旗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了。拔白旗，插红旗，也就是“灭资兴无”的意思。

八大二次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实际上是公开了毛泽东的插红旗的主张，为拔旗插旗活动造舆论。社论说：“在党的总路线已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要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

从此，拔白旗、插红旗的活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知识界集中了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兴无灭资”的任务，当然比其他领域更为艰巨。1958年初开展“红专”辩论时，就已揭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白专”典型，进而又发现知识界存在严重的厚古薄今现象。这些其实就是白旗，是阻碍“大跃进”的因素。所以，就知识界而言，“白旗”、“红旗”，不过是“白专”、“红专”两种典型的形象称谓。

二

1958年5月4日，诞生于戊戌变法时期的北京大学，迎来了她的六十周年校庆。这天下午，北大举行校庆纪念大会，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应邀出席了北大校庆大会。

会上，“理论家”陈伯达鼓起他那如簧之舌，发表了一通高论：

“如果同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精神比较，同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跃进相比较，那么，北京大学批判的革命的风气还是很落后的，全国学术界也还是落后的。”

“那些在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旧知识分子要最后抛弃资产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批判，首先就是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伟大革命的跃进，同时也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能够有效地进行批判，使他们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思想界已经陷在完全孤立的地位。”

陈伯达又说：“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第一，受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代的教育。西方资产阶级有过革命的时代，但老教授们出国留学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垂死的阶段。他们在那里的大学读书，接受了资产阶级那一套极端腐朽的反动的思想，把好些什么实用主义啦，新黑格尔主义啦，新康德主义啦，马赫主义啦，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说啦，凯恩斯学说啦，等等，都装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回国以后，也就拿出这些东西在学生中贩卖。没有出国留学而当了教授的人，如果受过他们的教育，也照样在学生中贩卖这些货色。虽然几年来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进步，但有些人在实际上还是讲他们那老一套。第二，受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记得谭嗣同说过这么一句话：‘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可是有一批教授，生活在现代，所向往的是古代。几年来，他们曲解了我们的‘继承文化遗产’的口号，抱残守缺，厚古薄今，企图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和现实社会生活，继续在学生中出售他们的古董。总之，老教授们这两个包袱，害了自己，也害了人家的子弟。出路就是要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重新学习，丢掉这两个重包袱。”

陈伯达虽然不过是中宣部一个挂名的副部长，还远不像后来“**”时期那样大红大紫，但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地位特殊，所传出来的信息自然非同一般。既然他认为北大老教授还背着如此大的重包袱，也就是说还远远没有改造好，离又红又专还有遥远的距离，插的还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北大有关方面自然不敢怠慢。过了一个星期，学校邀请部分教师举行座谈会，座谈学习陈伯达讲话的体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系教授郑昕、冯友兰，中文系教授王力、游国恩，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历史教授杨人楩等。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检讨会，与会者纷纷按照陈伯达所说的两个包袱对号入座。而被陈伯达点了名的冯友兰，更是作了“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不妨对冯先生的发言作点节录：

“五四”以后，我做了一些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工作。当时这方面已很明显地有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我走资产阶级路线，和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中国哲学史家为敌。到抗战时期，我又搞一套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自称为‘新理学’，以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这种思想成了当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种思想上的武器，为国民党服务。解放后，我对于这个体系，只作了一些皮毛上的批判，它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我的心里……

我以我的那套反动思想作为“百家”之一与马克思主义争鸣，并用它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我有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而不把它彻底批判掉，实际上就是一套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想武器，而在解放后，还没有缴械投降。“械”没有缴出来，有机会总不免要用一用。况且它是一个世界观，要用它观世界，实际上是经常在用，因此这是非常危险的。

冯友兰先生的这个自我批判，“上线”不能不谓高，检讨不能不谓深刻，态度不能不谓虔诚。尽管如此，冯友兰还是摆脱不了被树为北大哲学系一面大白旗的命运。

1958年3月北大“双反”运动（即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以来至5月上旬，冯友兰在教研室内曾先后进行了三次自我检查。据北京大学校刊披露，运动开始时，冯友兰自认为“既无浪费，也不保守”，运动与自己的关系不大，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别人整风。“后来由于群众性的大字报揭发和多次会议上的交谈，以及党组织的耐心启发，冯先生也进行了一些思想斗争，态度才有了根本的转变。”于是，冯友兰在民盟整风会上向党交了心，交代了110多项内容。

在这个基础上，冯友兰所在的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召开扩大会议，对他进行帮助。会上，冯表示要以“个人求医”的态度，争取大家来“集体会诊”，参加会议的人也就毫不客气对冯开展批评。有的说，冯的政治立场还没有很好地转变，冯在解放以后，虽然向无产阶级表面投降了，但是由于没有缴械，随时可能向党进攻，因此劝冯不仅应向无产阶级投降，而且应该缴械。有的说，冯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解放前是直接为蒋介石反动王朝服务的，解放后还没有得到改造，因此仍然成为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武器。还有人说，冯友兰这几年来不但不去努力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反而把自己的旧学术作招牌，用这块招牌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这是十分错误的。在教研室同仁们的“帮助”之下，冯友兰表示，“集体会诊”的结果，对自己很有帮助，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进一步检查自己的思想，订好自己的“红专”规划，并且作了长篇自我检查。

过了两天，在北大哲学系的全体教师会上，冯友兰宣读了自己的“红专”规划，承认自己是“哲学界的一面白旗，正如章伯钧、罗隆基在政治上是一面白旗”。而且还表示“决心拔掉这个白旗，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

被陈伯达点名的另一位哲学家贺麟，同样成了北大哲学系的大白旗。贺麟戴的帽子更是吓人：“痛恨哲学的党性原则，露骨地为唯心主义招魂。”

“痛恨”和“招魂”的表现何在？依据是：

贺麟曾“叫喊”唯心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为提高唯心主义地位而斗争，必须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而他反对的教条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学生还揭发说，贺麟站在资产阶级哲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痛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