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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寻找爱（第1页）

第十章寻找爱

第一节极其自强

战争期间，弗兰西斯从另一个男人那儿寻找爱，并用药物来缓解自己的抑郁心态（与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的母亲没什么两样），简借助于骑马、运动和书籍来得以解脱，她的朋友和邻居布鲁克·哈沃德成为她爱的排泄对象和伙伴，布鲁克的母亲是亨利第一任妻子，两家多年来保持极密切的关系，直至布鲁克母亲自杀。布鲁克讲起那段日子：“我们都有点怕简，她活跃，极其自强，很强硬，就像回火钢”。简内心感觉是遭遗弃和慌乱。亨利1948年在百老汇主演《罗伯特先生》时，简11岁，家中搬到康涅狄克的格林威治，简上了格林威治学校，她的好朋友布鲁克·哈沃德不久也随她家来到此地。简的母亲在康涅狄克成为个隐居者，她几乎从不离开自己卧室，成为家里的独裁者。简得自寻欢乐，变得极其自强，她父亲常在外面而母亲神经有病。没有人从感情上顾及她，于是简在少年时代起，便成为自己的主人。亨利为了与奥斯卡·汉默斯坦因的寄女21岁的苏珊·布兰查德结婚，提出与弗兰西丝离婚，激化了悲剧”的产生，弗兰西斯受打击沉重，神经崩溃了，被送往精神病院医治。1950年4月14日，芳达的母亲用亨利的剃须刀片割喉自杀。简只有12岁，她弟弟彼得10岁，刚开始告诉她母亲是患心脏病去世，她是后来从朋友那儿了解到可怕的真像的。弗兰西斯自杀后9个月，亨利与苏珊·布兰查德结婚，简终于找到了自己崇拜的模范，苏珊比她大10岁，非常爱她。

彼得·芳达一直深得母亲宠爱，她的死对他打击沉重，他父亲与苏珊度蜜月时，他开枪自杀，一连四天挣扎在死之线上。以后几年中，简的生活变得更狂乱，不断面临旅行、搬迁、家庭危机。她在纽约的艾玛·威立德寄宿学校读书，是个有名的独立者和反叛者，她同学说：“简是个头，她不怕抛头露面”。她向学校严厉的管束挑战，一条规则是所有学生不得穿高跟鞋和戴珍珠项链吃饭，简就穿高跟鞋和戴项链，而据一些学生说，对她也没什么办法。她多年的自强，教会她抵制和反叛，她并不怕表现这些。芳达在维莎学院注册，在4年女生高中学习后，她发疯般地寻找强壮的男子。她的朋友布鲁克和她一起在维莎，他以贬斥的口气说：“简不是个好学生，她第一年都在学校外”。芳达自己后来也承认：“我发疯了”。在维莎她过着**的生活，一位她的校友以蔑视口吻说：“她广结**——如此之容易，简直成了笑话”。

她不理会宵禁，有一次一连消失几天。在芳达大学二年级时，她父亲第四次结婚，是和伯爵夫人阿芙德拉·弗兰切蒂，这更加剧了芳达情感紊乱。简请求父亲让她离开维莎，到巴黎去学艺术，芳达了解心理学，知道父亲是个失败的艺术家，不会拒绝他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她后来承认自己在巴黎过着**的生活，说：“我到巴黎是去学艺术的，但我在那儿生活6个月的时间里，从没打开过画纸”。小“女士简”正步人她60年代早期的“挑衅性简”的阶段。事业背景在李·斯特劳斯伯格著名的演员工作室学表演时，芳达开始电影表演生涯，她由好朋友斯特劳斯伯格的女儿苏珊介绍而去。斯特劳斯伯格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吸引着她，用她的话讲，这位老先生让她感到受器重，“他表扬我，说他看见我极有才气，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没有人对我说过我擅长做某事”，她陶醉于他的关注中，说：“我成为另一个人，我睡着和醒来满脑子喜欢自己所做的事，就好象喜从天降！”芳达加入艾琳·福德模特儿表演队，以赚钱付演员课培训费，照片曾在1959年7月《时髦》杂志封面及其他杂志刊登，这是仅有的几次她借助芳达的名气行事。她以当模特儿来帮助实现自己的雄心，这与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当初情形一样，后者也以同样目的在曼哈顿当模特儿。她俩走上同一条路，而最后像塞莎·查维兹一样具有战斗性。演员工作室改变了芳达的生活，这所表演学校的方法旨在挖掘“内在自我”，赋予所扮演的角色，芳达有丰富的未开发的潜意识能量来做到这些。指导之一是安德里斯·伏辛纳斯。

根据亨利·芳达的说法，他对年轻人具有像塞万吉利似的影响，给简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他住在一起，一连几年受他影响，令她父亲愤懑。芳达在百老汇首演作品是《那是一个小女孩》（1959—1960），第一部片子角色是《长长的故事》（1960）中扮演一位追求大学运动员（托尼·伯金斯）的啦啦队队长，她这时决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也开始斩露头角了，她获得了纽约戏剧评论家授予的“本年度最有前途的新秀奖”。她第一部产生影响的片子是《漫步野境》中的少年妓女（1962）。在《小伙报告》（1962）中她极不相称地扮演了一位冷淡的年轻家庭主妇，她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哈佛讽刺》杂志将她的表演列为“本年度最差女演员”，而评论家斯坦列·考夫曼说：“一颗有才华的新星在升起——简·芳达”，他继续说：“在所有影片中，她表演让人觉得毫不落俗，处理得极富技巧”。芳达第一个喜剧角色是电影《调整阶段》（1962），这时她已被捧为好莱坞又一个影后，惹得沙文主义的杰克·沃纳评论说：“如果将她头发染成金色，敲摔颚骨重新定型，再给她垫上硅膏或衬胸，她将会有前途的”（安德森，1990，P83）。这段时间芳达被称为“1962年的军队新兵小组”，身穿红白蓝三色褶皱衣服，她充满**地作了新兵入伍欢迎学员，她赞扬军队在反对共产主义集团的战斗中的巨大作用。而近10年以后，五角大楼恨不得用红、白、蓝三色埋葬她，并为这个给她带来如此赞美之声的日子后悔不迭。

1963年，芳达不再醉心于事业发展，离开了安德鲁·凡辛纳斯的庇护和床帏，她在巴黎《猫》（1964）中扮演讲英语的角色，法国报界立即称她是“美国的LaBB”，引喻法国的性象征布里吉特·巴道特，后者的丈夫罗杰·维迪姆使她成为明星。芳达在出演第一部法文片《爱情周期》（1964）时与当导演的维达姆相识，芳达结结巴巴的法语，赋予她独特的银幕形象，吸引着法国观众，她随即迷恋于要让巴黎和罗杰·维迪姆构成她未来生活的念头。维迪姆由于精通操纵女性和新闻媒介，而以性学马基雅维里闻名。可笑的是，是芳达，而不是他，成为他们情欲关系中的挑逗者，芳达在他们首次**中是个进攻者，使色狼维迪姆吓得都不敢动。

这位女演员和导演最终进入他俩有性感愉悦的热烈的马拉松式关系，他们受性欲支配生活在一起，并于1965年在拉斯维加斯结婚。在影片《游戏结束》（1965）中，维迪姆当导演，让她扮演一位年迈的亿万富翁的年轻新娘；在维迪姆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影片《芭芭莱丽亚》（1968）中，简扮演一位情欲古怪的空中小姐，这是一部科幻怪诞片，由此决定了简持续多年的性猫形象。芳达的形象对于维迪姆对奇思怪想的无穷需求及其挑衅**风格是个重要因素。在这段时间，维迪姆将女人带回家进行三人姘居，以及各种各样的乖僻想法来满足他巨大的性胃口。《芭芭莱丽亚》及这段时间，有种露骨的模式，被维迪姆称为他们的性自由阶段，而芳达后来称之为她的性剥削阶段（安德森，1990）。在维达姆作出种种轻率行为和在拍片时，芳达与美国保持联系，她在《凯特·贝娄》中扮演战火前线的学校老师（1965），另一部票房收入较高的成功影片是耐尔·西蒙执导，她与罗伯特·莱德福德合演的影片《赤脚在公园》（1967），她在下述影片中保持了这种热头：《追逐》（1966）《匆匆的黄昏》（1967）和《无论哪个星期三》（1967）。在1968年初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时，芳达怀孕后，于1968年9月28日生下女儿维尼莎。怀孕不仅改变了她身体，还改变了她情感世界，还将改变她生活，也是她与维迪姆婚姻结束的序幕。怀孕时她变成另一个女人，芳达后来回忆说怀孕改变了她，她说：“我的害怕、我的焦虑……都消失了，我终于明白，我们赋以人类予生命，不是要让他成为B—52炸弹下的炮灰，也不是让他成为纳粹的阶下囚，更不是让他成为社会不公平的牺牲品。

当她（维莎）出世——我的孩子——就如同阳光降临，我感到完满，我变得自由”。芳达回到美国拍摄电影，《射马》（1969）并宣称：“我是个革命派妇女”。没有多少人明白这一宣言的意思，芳达自己也不明白。在越南战争期间，当与欧洲朋友们争论时，芳达是保美派，在影片《射马》中，她的朋友沙龙·泰特被杀时，芳达经历了一次变态。不久，芳达与一群朋友在加尔各答旅行，被那儿忍饥挨饿的孩子和巨大的贫富悬殊所震惊，当她1969年元旦那晚在纽约机场下机，被告知因影片《射马》而荣获纽约电影评论奖最佳女演员称号时，她说影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力的控诉”。芳达已走到另一头，成为完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芳达在1970年情人节时告诉维达姆她要离开他，她留下女儿维莎让他照料，自己立即加入新左派行动，支持黑豹党和美国印第安人好战分子的各种事业。芳达自己出钱组织多次全国性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她后来说：“在游行时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结束时是个激进分子”。她不久便组织反对越南之战的运动并声称：“由于我在影片中成名，我更有力量——我要利用这点”。她做到了，芳达有几百万美元财产，其中包括自己赚取的和母亲的遗产，她将此用于接下去5年作为政治和社会行动主义者的开销，以及20年后资助汤姆·海顿进步的民主主义运动，总数达几百万美元。简·芳达是个被列入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敌人册”中的一人，被冠以“无政府主义者”罪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FBI）看作美国的反政府敌人，6个秘密情报人员授命在她女儿幼儿园处监视，她无论走到哪儿，都遭到FBI的骚扰和纠缠，她不断受到恐吓威胁。

第二节充满**

由于一起诬告案，说她所用的镇静剂和维他命片是毒品制成的药片，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海关，在她从加拿大出游日来后甚至将她关进监狱。这些持续不断的骚扰，最后使她上诉控告他们的暴政、高压政治违背了第1、第4、第5和第9条法规，她说：“正是这么些织组机构试图损害我的信誉……让像我这样反对尼克松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不负责任、危险和恶语咒骂的人”（安德森，1990，P298）。

1971年，芳达从社会事业中抽空脱身，参加电影拍摄，使她重新回到了好莱摄影棚的聚光灯下。《克鲁特》讲述一位妓女受到一位同性恋杀人狂的危胁，芳达在片中扮演布丽·丹尼尔，由于她充满**刻画布丽一角，荣获了最佳女演员称号，《纽约人》杂志的保林·科尔写道：“她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表演的顶点，即使是在最大的特写镜头下也不会泄露出一丝虚假的痕迹”。在她参加政治行动主义活动，造成与好莱坞长达4年的隔阂之前，简还参加了与多纳德·苏斯兰德合演的影片《提秤布鲁斯》（1973）。值得提到的一件趣事是，芳达最有挑衅性和扣动人心的表演都是她情绪激昂地反对越南战争时期的作品，《射马》和《克鲁特》都是这一时期的作1972年7月，芳达在访问北越南时获得“河内简”的绰号，她那时作了几次无线电广扬，她敦促美国空军停止轰炸北越，她这一举动激起了美国国会鹰派人士的愤慨，受到马里兰和科罗拉多州议会立法部的指责，议会中有些人还想以反叛罪起诉她，曼彻斯特《同盟领导者》载文建议，若起诉成立，要将她处决。在这段激进时期，简遇见了汤姆·海顿，成为他民主社会主义形象的感情上和躯体上的俘虏。到1976年，简感到由于水门事件，社会气候已大大改变，她回到制片厂拍摄电影《与迪克和简一起玩》，她主演乔治·西格尔，后又拍摄《朱丽亚》（1977）。

她卷土重返好莱坞，于1977年建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她头两部片子大获成功，即《回家》（1978）和《中国综合症》（1979），与丽莉·汤姆林和多丽·珀顿合演的《九点到五点》（1980）赢得极高的票房收入。她制作的影片《金色池塘》（1981）同样极其成功，她称这是她的“最丰厚的职业经历”，他父亲在临去世前出演了书中角色，亨利在他众多影幕形象中首次，也是唯—一次获奥斯卡奖，4个月后便去世，这是芳达第二部突破1亿美元的影片。有意思的是，拍片的直接动机是为他父亲退出电影界留念。向健美进军在越南之战结束后，芳达踏入崭新的领域——健康和健美业，这是转向实业界、也是她过去生活的180度大转变。然而，她胸有成竹，因为她总是倾注于保持自己体态健美，决定写这方面的专著，开设一系列制片厂，制造音像带，尽管这种向商界的挺进看似怪诞，与她一向的反经商立场大相径庭，但从她创造和革新本能的需要概念来看，还是能够理解的。

这岂止是一条道路，而是她极其擅长的一个领域，这简直可以算个神话，她是在40岁时进入商界的。像她这样一位注重仪表和体态的女性，潜意识决定要让全世界都明白，健美不一定与年龄有关。这一微妙之处便是她一举成功的奥秘所在。芳达于1979年在贝弗利山建立第一个体锻工作室，并在西海岸其他城市建立了四个俱乐部，她在有些场所传授体育锻炼，1981年写成图片书《芳达体育锻炼》，截止1986年售出200万册，第一年在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时，赚取惊人的2000万美元。

芳达还写了许多书，但她巨大的商业成功来源于现在闻名的健美像带的销售。芳达通过家庭指导带来传播健美知识，从而革命了像带业。在芳达的健美像带之前，录像带一般仅供出租，从没有被认为可以销售谋利。当问及她何以能以健美创业商获得成功时，她说：“对于经商，我了解得并不多，这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呈现，我的许多主意都是这样形成的（她是直觉者），我真正了解的唯一的事情是变得健康和健美，我知道我在这方面绝对使人信任，所以决定凭此经商”。她的可信性在于她年过40依然体态健美、精力旺盛，在她50岁时，她有三盘锻炼带列入《广告》杂志前20位。芳达继续证实自己健美业的知识：“我像其他许多妇女一样，能为别人提供她们和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25年来，我坚持舞蹈训练课，我看到有那么多妇女和我一样，她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不是想成为专业舞蹈演员，而是想改变体型”。

在踏入健美业的头两年，芳达赚取2000万美元。强调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使《体育锻炼》一书在第一年销售1800万册。她深信汤姆·海顿能进入白宫，将体锻业经营所得的所有利润支持他进行民主主义的竞选活动。这是送给自己乐意的一份礼物，她总是这样情感上和经济上奉献自己内在深信的东西，不管这对她代价有多大。到80年代末，芳达像带和健美业开始每年净获3500万美元。在简和汤姆1989年分手时，她另外给他1000万美元，与她在80年代捐献给他事业的数目相比，实在不足道。芳达在离婚时还有6000万美元，但认为自己是合算的，1000万美元是她慷慨的表现。气质：直觉—思维者芳达是个完美主义者，无论是演戏、爱情、革命行动和创业，她都专注于成为最佳者。她智商132，算得上聪明，但并不突出。

芳达只不过是个独立而自我充实丰富的女性，从不怕踏入无人问津之地。她是个有叛逆精神的反偶像崇拜者，从不怕与众不同，而更喜欢向矛盾挑战。然而，正是这种革新精神使她独特而获得成功。芳达总是迷恋强壮的男人，这是潜意识地想获得从未曾从她那强壮而冷漠的父亲那儿得到的爱，她发现在她与别人关系中，往往她更强壮，而不是他们。她说：“如果你是个强健、著名的女人，找到一个不被吓倒的男人很不容易”，她已找到了声名显赫而富有权势的泰德·特纳。在迈尔斯—布里格斯个性表上，简·芳达是个外向—直觉型—思维—判断者，她具有典型的普罗米修斯精神，能看到生活中的大场景和可能性，以理智、定构的方式对待事物。她的能量来源于外部世界的人和事，难怪她常常热心于社会问题。在展现新计划时，芳达往往表现出格，她具有极大的专注和集中力量，本能性地追求完美，也就是说，她的创造力来源于内在的能量深井，一旦她致力于一个概念，其能源没有穷尽。她是个创造幻想家，最严格地符合着韦伯斯特字典的定义；具有：“将新概念变为现实的巨大能力”。在她达到顶峰的征途中，芳达有许多人物偶像，第一位是她的父亲。亨利·芳达是家中的核心，她总是对他每句话都言听计从。

芳达说：“我敬畏我的父亲”。凯瑟琳·赫本是她早年的女性榜样，在少年时代，她被继母，亨利的第三任妻子，苏珊·布兰查德深深吸引。在大学刚出来的那段时间，李·斯特劳斯伯格成为她老师和情人，接着是安德里斯·伏特西尼斯，与后者维持了3年关系。芳达的三个丈夫都是她的老师和想象的父亲人物：维迪姆是她性的老师，海顿是她的意识思想老师，特纳是她的权力老师。芳达现在在年过半百时，决定模仿凯瑟琳·赫本，她告诉《时髦》杂志的吉尼丝·凯普兰说：“我年纪大时，赫本是个很重要的模范”。家庭和事业表面看来芳达两者兼有——家庭和事业，然而，她处理家庭、事业和社会活动的努力充满着牺牲。首先是她的女儿维莎，在她投身于社会政治事业的激烈运动时，把女儿留给了维迪姆，其次是她的婚姻，在她致力于遍及美国的社会良知运动之行时，她与维迪姆离婚。芳达得到了许多有哺育本能和事业取向压力的女性同样程度的成功，但增添了政治活动和创业利益，使自己的生活更复杂。越南战争成为芳达个人生活中一个主要障碍，在第一次怀孕时，她积极投身于反战的政治活动，这种分心一直持续到她与汤姆·海顿结婚初期，她生了个男孩，取名与爱尔兰反叛者特洛埃·奥得诺凡·夏略蒂一样。

在她与汤姆·海顿一起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奋斗时，她将两个孩子交给别人照料和送入寄宿学校。拍电影也是件分心的事，但像国际旅行和与制度作战那么严重。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前，她又踏上了健美俱乐部创业者、健美作家和体锻像带监制者的新事业；令人惊讶的是，她同时开始建立电影制片公司IPC，来拍自己的电影。芳达多方面的活动才能让她陷于困境，换言之，她拍片、制作电影、为丈夫竞选加利福尼亚议员作宣传、建立健美帝国，而同时试图充当母亲和妻子角色。这种方案有时要有付出，芳达的情况是，她不能像许多不工作的母亲那样，能与孩子实质性地多相处一会。令人吃惊的是，她有时间将任何事都排人紧张的日程表中，她当然要付出代价：对婚姻和家庭沉重的压力。在孩子到上学年龄时，她在1989年与汤姆·海顿离婚。芳达在叛逆流行之前便是个叛逆者，她在1961年告诉专栏作家海达·赫曾，婚姻是“过时的东西”，并说：“我认为婚姻将过时，成为陈旧之物，我不认为让两个人发誓永远在一起度守余生是符合天性的事”。

第三节负疚心理

在巴黎与罗杰·维迪姆进入各种生活方式关系时，她便是贯彻这一哲学，只有在她怀孕时，她的判断才不致于那么出格。当她听到社会行动主义呼唤时，便于1970年离开维达姆。1971年遇到海顿，他是芝加哥七名人之一，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创建者之一，1972年7月4日，他们生下了男孩特洛埃·奥德诺凡·夏略蒂，取这名字是为了纪念爱尔兰英雄。特洛埃上高中时，他俩离婚，简向他保证，在他毕业前绝不结婚。她履行了诺言，直到特洛埃毕业庆典以后，才答应与特纳广播公司的老板泰德·特纳结婚，这表明她始终对于自己不够疼爱的母亲角色有种负疚心理。在海顿后，芳达与一位年轻的意大利演员保持了一段关系，然后受到特纳的追求。

这是怪异而有趣的一对，有类似的家庭历史，有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哲学观，他们的政治修养和哲学思想差异如此之大，他们能生活在一起进行有意义的交谈，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他俩共同的优势是具有相同的气质、强烈的社会良知和创业天才。芳达在1991年54岁生日时，与比她年轻而更有权势的泰德·特纳结婚，她立即退出电影事业，说：“泰德·特纳不是那种你能弃之不顾、干自己事情的男人，他需要你一直在那儿”。她与一个生活方式和个性有趣地与她自己相似的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的背景和个性特征相似得让人难以置信。商人都有位以骇人方式自杀的父母，两人都在单性学校受教育，童年频繁迁移，都是两孩子中的长于，他俩有个自谋其生的父亲，两人都曾在一段时间用药品和镇静剂（他是个锂疯狂沉溺者，她是个厌食症者，每天食用60至100片维他命另加镇静剂），俩人都对生态学感兴趣，喜欢户外活动，在相遇前都拥有牧场，他们还有相同的气质。事实比小说还奇特。根据心理分析学家荣格和阿德勒的理论，对立面互相吸引，我却深信：对立面很少能在一起，就在于吸引他们的那个因素——他们的差异，这两个创业天才凝聚力是他们相同的普罗米修斯气质，他们有梅叶斯·布里格斯个性表中相容的个性形式——直觉型思维判断者，他们都是让他们感到极不安全父母的制成品，都是叛逆的革新者，他们都爱骑马和户外活动，正是这点养育了他们的社会良知。

芳达比特纳更具可塑性和活力。她能将自己个性塑造成自己那时认为是正确的形式，多年来反复多次如此，每过十年改变一次哲学观。一系列悖论萦绕着他们的关系，令人想起荣格的同步发生理论，简和特纳都是有特权的孩子，在成长期许多年里单独生活在寄宿学校；简借助骑马排遣童年生活的不快乐，泰德则靠帆船；两人都有个主导影响的父亲，培养一种爱／恨关系；还令人惊奇的是，两人都有一位因不能承受个人生活不幸的沮丧而死于暴力自杀的父或母。芳达和特纳都是积极的反叛者，各自从有名的新英格兰学院退学；芳达在维莎，特纳在布朗大学都过着**生活，两人都将大学时光用于情欲满足，征服尽可能多的异性来拚命寻求新的完满；两人都沉溺于药品和片剂，简是个长达23年的厌食症患者，泰德是个疯狂的抑郁症者；她着魔，他痴迷；他俩都是能量的化身，被一种取得卓越成就的潜意识需求所驱动。书中写道简有一系列个人生活，同时又从事多方面的事业生活；尽管她的事业取得杰出成就，她个人生活的成功如何就很难讲清。1984年她对《流行》杂志承认道：“说句老实话，如果没有钱，我根本没办法做好任何事情，我有钱让人照料孩子，我不在时让人接送学校，在家烧晚饭”。

芳达的意思是说你有可能二者兼顾，但你最好能成功得足以付得起钱。自从遇见特纳后，她改变了主意。1993年9月她告诉“黄金时代生活”的南希·克林斯：“我不能想象，将来是否还有任何片子值得让我放弃与泰德在一起3个月的生活……娱乐事业对婚姻生活会造成困难……泰德在开始时说，缩减一半你所做的事，我做到了，然后他在6个月之后又说，再减一半，我也做到了。”生活危机芳达早年不断迁居生活在海滨两岸，这教会她应付崭新的、陌生环境，她在许多女子学校学习，让她在年轻时有许多女性模范实习机会。在加利福尼亚、康涅狄克和纽约的寄宿学校，使她学会自我充实和独立自主，她不断去争得感情冷漠的父亲的爱，童年时受到感情不正常的母亲的折磨。即使如此，小小的简女士还是被朋友和亲戚当女皇般宠爱，这无形中培养了她的自尊，这是许多伟大创造天才的共同之处。芳达因为母亲“不是真正爱她”，承认自己并不喜欢母亲。由于父亲的冷漠，缺乏母亲的关怀，简变得极想取得卓越成就。芳达11岁时母亲精神崩渍，被送人精神康复院，她最后在那儿自杀身亡，这一危机塑造着芳达的性格。这令她有种负罪感，并注入了一种永不满足的驱动力追求完美、取得卓越成就，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导致简20年与厌食症抗争。在她母亲拼命喊叫他们时，她充当魁首策划弟弟彼特一起躲藏母亲，当她母亲的护士说必须离开时，弗兰西丝说：“不，我必须和她谈谈”，一小时后，母亲哭叫着简的名字，沮丧地离开了房间，一去不复返，两天之后，1949年4月14日，弗兰西斯·芳达割喉自尽。简听到母亲去世消息时无动于衷，而彼特泣不成声，简藏匿自己的感情，而内心为自己对母亲的恶劣态度深感负疚，这显然激起芳达长期与厌食症搏斗。根据芳达的朋友布鲁克·哈沃德说，这导致她多年晚上做恶梦，她说在少年时代芳达的“大声尖叫持续几小时”。前面提到，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彼特·芳达几乎自尽，在父亲与苏珊·布兰查德新婚后第一天，说是枪不小心走火打中了自己，连续4天生命垂危。芳达为彼特的生命担忧，但与彼特不同，却为父亲的新婚感到高兴。简和彼特很亲密，但与父母的关系有根本区别。彼特后来说：“她以一切方式来引起父亲的注意，从维莎出走，在巴黎做一系列**越轨的事，她声称去那儿学艺术，却在这**不羁的花花世界与超级花花公子厮混”。

芳达从来未从母亲去世的负罪感中解脱，这驱使她成为着魔般的完美主义者。看来早年的危机成为她以后创造力之母，并注入一种信念使她致力于成为最优秀者。背道而驰的革新者和成功叛逆地寻求事业终于在越南战争时得以实现，但她同样致力于纠正社会不公平的行动，涉及美国印第安人问题、黑人问题、女权主义事业和种族歧视。芳达用她对待电影的同样热情，从事政治活动主义事业，她凭借自己的公众知名度和经济实力来追求自由和平等，她是唯一拥有自己新闻机构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她借此传播她的事业影响。激进的芳达之所以同意拍摄影片《射马》，是因为这被看作美国第一部存在主义的小说，根据一位名气不亚于阿尔伯特·卡默斯的人作品改编，这足以证明她的眼光和反叛个性。芳达在商界和艺术领域的成功，都是由于她感情投入和本能的内在知识，她最成功的影片是她个人制作并出钱拍摄的《回家》、《中国综合症》、《九点到五点》、《金色地塘》和《玩偶之家》，然后芳达转向健美商业，这也是她个人熟识而且有感情投入的领域，因而也取得杰出成就，尽管行家们曾预言她会失败。两个领域的创业都名利双收，既为她赢得丰厚钱财，又在艺术上获得极大成功。

芳达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极大代价，她描述道：我被跟踪，被威吓。FBI在不发传票的情况下，冻结了我的银行存折，我的家被抄，电话被窃听。FBI后来向我道歉了。我基本的权力受到侵犯……那时他们称我是极端分子。那是个极端的年代，那些人使用当时看来是合适的方法（《时髦》，1984）。为了澄清自己，为自己河内广播讨个公道，芳达答应在1988年6月17日接受芭芭拉·沃特斯的电视采访，她告诉芭芭拉：“我试图结束血腥屠杀，结束战争，但我也有考虑欠周，不够关心的时候，我为伤害了他们[越南美国兵]深感抱歉，我向他们及家人表示歉意”。简继续告诉芭芭拉·沃特斯：“我卸下自由主义者的装束，而却成为一个激进分子”。她强调这并非她的本意。

即使如此，她的叛逆天性还是决定着芳达成为一个创造天才，如果没有她那股反抗制度的劲头，她决不可能达到如此巨大程度的成功。芳达以反抗态势在生活中从事表演、拍片、社会革命及许多其他事情，她经商不落俗套的方法也从她别出心裁地挑选制片公司合伙者中得以反映，她亲自挑选布鲁斯·基尔伯特主管她那个数百万美元的日常经营，他入选背景包括在维莎学校当过几年生活服务员，正是这种不知道“太多的才能”，使得简与许多创造及创业天才通往成功之路的举措一致。

小结简·芳达这个爱挨饿的孩子，运用自己不安感在表演、出版、健美、电影制作诸多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她是七次被提名两次获得奥斯卡奖的美国女演员，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从一名激进分子演化成大人物，她选择伴侣的方法更充满矛盾，她与芝加哥七名人、左翼激进分子汤姆·海顿离婚后，与极其保守的资本家泰德·特纳结婚，她开始从精巧的小小“女士简”，演变为20岁时的“挑衅的性猫简”，再到30岁时成为遭人憎恨的“河内简”，在40岁时成为“资本家简”，现在到了50岁时候，开始成为“公民简”。简·芳达是个不断新生复兴着的女性，她以极富戏剧性的事业和才能演变成世界一流的经商才能。她从各个方位否定着现存合理性，尤其是在她起诉美国政府、FBI、尼克松总统和国会时，表现得淋漓尽致，1973年，她以280万美元的人身及心理损失费，成功地起诉了这一群显赫集团，在1979年5月赢得了庭外调解，这是何等的胆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