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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母亲天性（第1页）

第五章母亲天性

第一节歌剧女主角

做了卡拉斯10年丈夫的贝蒂斯塔·梅内吉尼是意大利的工业巨头，但只是变幻无常的歌剧女主角的一个台阶，她利用他，而在充满魅力的奥纳西斯登场后又抛弃了他。琳达·沃切纳结婚过一次，在她导师般丈夫1983年去世后没有再婚，原因之一是她所处的位置，她的事业比个人生活更重要，1990年她告诉《世界主义》杂志：“我想再结婚，但遇到一个能明白我以生意为第一需要的人，实在大难”。她难以找到合适伴侣的另一个原因是她那颇具威摄力的个性，她的权力欲。沃切纳不喜欢与软弱的人相处，她那压倒一切的气势使人难以开口，她让大多数男雇员望而生畏，在婚姻关系中无疑是个卸下武装的斗士。养育孩子高度倾注于事业的创造女性倾向于否认自己的母亲天性。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玛丽亚·卡拉斯，奥普拉·温弗雷，麦当娜和琳达·沃切纳都没有孩子，尽管她们都声称希望有孩子，她们母亲天性愿望远不如事业魔力强烈。十三位女幻想家中六人——占46％——没有孩子，这是具有创业举止的妇女的典型反映。乔娜·威尔肯斯在《她自己的事业》（1987）一书中发现她调查的117位创业妇女43％没有孩子，美国人平均水平是11％，很显然，事业取向与母性取向相背离。麦当娜说：“我一直想有个孩子”，但她在事业生涯中始终抽不出时间来成为一个母亲。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玛丽亚·卡拉斯都作过人流，斯坦内姆是在刚出校门的年轻妇女之时，卡拉斯则是在40岁时听从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的命令之后。奥普拉·温弗雷在14岁时有过目睹早产儿出生后死去的悲惨遭遇，她从来没有从这种打击创伤中完全康复（布莱尔，1993）。斯坦内姆和麦当娜都在童年时有过换尿布、烧饭和哺乳的经历，潜意识地避免成年充当母亲角色，对女性创造领袖来说哺育本能远在事业之后。人际关系：女性的真正力量卡罗·吉力根极其贴切地将女性描述为听见不同声音者（1982），使她成为“集中于关注”，而不像男人更“集中于公正”；吉为根感到女性道德价值体系围绕“关系、责任和关注”，而男性主要集中于“分离、自治、原则和权力，以及等级尊严制度”。心理学家戴维·布拉什证实了吉力根的假设：“男人成功通常经过有效的竞争取得，女人的成功则通过人际关系”。原则上讲，在多数领导角色中，女性喜欢干得漂亮，而男性偏好有权势。对创造天才的研究显示：女性关注人际关系，而男性注重内在关系；女性倾向个性化，而男性好无个性；女性易于关注，而男性更重准则；女性试图通过日常教养获取成功，而男**好教训、立法通往成功；当面对争斗时，女性试图以妥协来解决，男性则倾向更具进攻性和威吓性的结果。性欲驱动的情感满足，在女性是通过浪漫行为来解决，而男性则偏好性结果。女性在商业经营中好用安全途径，而男性喜欢风险取向。

女性要求获得劝告而男性提供劝告。面对争执，女性通常同情、理解，而男性借助进攻。女性在新的人际关系中寻求尊敬，而男性寻找自我满足。女性希望变得美好，而男性渴望有权势。玩游戏时，女性满足于玩的过程，而男性注重赢的游戏。女性的决定基于自己感觉如何，男性则依赖于如何思考。权力使女性获得解放，而使男性变得腐败。女性用美貌和性关系来获得权力，而男性运用权力来获得性的愉悦。总而言之，女性在所有个人相互关系中注重关系，而男性在人际交往中将个人放在首位。家长制社会往往借助力量和有形的权力来解决纷争，因为在这种社会中，是由男人掌权的；进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有形的权力是主宰。

相反地，女性崇尚理性而少用进攻性方法解决问题，以同情怜悯而绝非物质权力来解决纷争，也就是说，女性偏好辩论，而男性喜好战斗（是睾丸激素水平的功能）。任何社会面临的争执，当有待于方法解决争执时，总有利于女领袖出面，女领袖更倾向于借助语言交流通过调停、妥协和寻找同情来解决，女性会致力于维持社会和组织合理化的稳定，这是由于她们内在对教养和安全的需要。男人更愿意推毁社会和组织，以使自我和个人得以报偿。女性最伟大的力量一直是她们最伟大的弱点：在试图避免争斗时，她总是讲得太多，解决问题的机会往往在她们的滔滔不绝中失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对任何人都适合（大多数人并没觉察到这种二分法）。一个揭示——男人和女人不同伯克莱的克里斯蒂娜·德·洛克斯特发现男女大脑有差别（根据尸体解剖），它们的差别如同男女手臂和大腿的差别。罗伯特·奥斯坦因在《知觉心理学》中说：“男性脑半球比女性更专门化，左半脑的分析、序列思维的专门化男性比女性更明显，右半脑的空间立体能力也比女性更明显”，换言之女性大脑更有“归纳概括”倾向，而男性的则有更“专门集中”倾向，这就得以证明何以一般男性数学分数较高，而何以女性更能以整体观看待世界，更以“女性直觉”出名。

表9男女领导者品质变量女性解决方法男性解决方法大脑取向归纳概括专门化伦理价值相互间关系内源关系道德倾向注重关心注重公正行为方式连接分裂个人需要关系个人性感知感官方法空间方法深层压力语言身体性进攻领导方法教养教训决策决定感情思维交流妥协威吓性欲驱动罗曼史／爱生理的性争执同情进攻素质安全导向风险导向游戏规则欣赏过程争取获胜结果教养天性给予索取权力解放型的腐败型的**用性来获得权力用权力来获得性情绪需要反应自我力量表9以方阵形式列出上述概念。请注意，大多数女性是“关系”驱动型的，而大多数男性是“个人”或“自我”驱动，这是他们“归纳概括”和“专门化”取向的例子说明。你还会发现妇女努力变得美好，而男子渴望权力，这是他们相互关系背后的驱动力，也成为二者有效交流的一个障碍。性欲驱动哥达·梅和麦当娜成为女主人公中最具性欲驱动力者，简·芳达和玛丽亚·卡拉斯并列第二。性动力常常与成功相关联，因为它与冒风险、竞争和创造力活动高度相关（根据弗兰克·法雷对创造个性的研究），所有上述品质是较高睾丸激素和卓越成就的功能作用，根据此项研究，女天才不像男天才那样多地受性欲驱动。

对男天才的研究发现，主人公有异常之高的性欲能量，对性有极其充裕的需求；对这些妇女来说则并非如此，尽管有些比男人有更高的性驱动力。梅的事业成就得益于她与许多以色列伟大领导人物的性关系，她的这种举止被敌人冠以“床垫上的梅”；麦当娜因其性牵联而臭名昭著，芳达和卡拉斯也留下了各自性游戏的花边新闻，其他大多数人则不那么性欲驱动，玛格丽特·米德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传记作者都声称她俩在20岁结婚前是处女。这些妇女婚姻和生孩子情况列于表10。请注意有两人（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奥普拉·温弗雷）从没举行过婚礼，尽管奥普拉婚期定于1994年。艾恩·兰达，麦当娜，玛丽亚·卡拉斯和琳达·沃切纳结过一次婚，但没有孩子。艾恩·兰达尽管与纳森尼尔·布兰登保持15年之久的关系，但她的婚姻一直维持着，兰达与丈夫有着较开放的婚姻协定，他接受了艾恩的轻率请求。麦当娜与肖·西潘的关系只持续了几个月，但由于多次调解和西潘的监狱生活，使婚姻关系持续了4年。卡拉斯与年长27岁的人结婚，这种联姻注定会失败，尽管在遇到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之前，婚姻维持了10年。奥普拉·温弗雷与斯坦德曼·格莱姆维持长期关系并有婚约。从未结婚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奥普拉·温弗雷是仅有的两个从未结婚的人。斯坦内姆早就打定主意不结婚。温弗雷在此书写作时已订婚，但一直在迟疑，没最终走上圣坛。

表10婚姻、母亲角色和性驱动力婚姻次数孩子性欲动力玛丽·凯·阿什33适中玛丽亚·卡拉斯10阶段性关系凯瑟琳大帝11有个年轻的随从情人丽莎·克莱伯恩21适中简·芳达32积极艾斯蒂·劳达22平均哥达·梅12过度麦当娜10过度和双性玛格丽特·米德31变化的，升华的艾恩·兰达10一种长期关系格·斯坦内姆00几次系列性牵连关系特蕾莎嬷嬷12低于平均莉莲·弗农22平均琳达·沃切纳10升华到工作中奥普拉·温弗雷00适中结婚一次没有孩子琳达·沃切纳，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和麦当娜都结婚过一次但没有孩子。沃切纳与一个年长许多的人结婚，他在她接收沃纳考公司前去世，由于他身体欠佳年岁过大，她一直不想要孩子，她后来说她的决定是个错误。

玛丽亚·卡拉斯与一个年纪大许多的人结婚，也由于与沃切纳类似的原因，没有要孩子。为了奥纳西斯，她与丈夫离婚，奥纳西斯曾承诺与她结婚并要孩子，当天主教堂允许卡拉斯意大利式的离婚时，奥纳西斯已被杰奎琳·肯尼迪迷住，卡拉斯则成为他过去的回忆。艾恩·兰达结婚过一次，但从没将生孩子排入计划，直到40岁，才开始与内森尼尔·布兰登保持长期关系。麦当娜与西潘的婚姻以轰动公众的离婚而告终。根据她的前代理人卡米尔·巴伯恩的说法，她有许多男女情人，仍保持单身生活，没有孩子，麦当娜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以用引自1992年《今日美国》的话来概括：“我认为每个人有必要结婚一次，这样才能明白这是个多么愚蠢、过时的制度”，她还说：“一直想要个孩子……有个父亲很重要，因此当你想到这点时，便不得不想一下，这个人合适吗？”她在1993年1月说，她想要个孩子，但不是通过婚姻渠道得到。结婚一次，有孩子两位女幻想家，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都是各自国家的首相，都结婚过一次并有两个孩子。

撒切尔有一对双胞胎儿女，是她在法律学院时生的。哥达·梅也有一男一女，是她早年在巴勒斯坦时生的。撒切尔终身伴侣是结过一次婚的丹尼斯·撒切尔，在生下双胞胎后，撒切尔忙于法律界和政界事业，再也没时间生孩子。梅的婚姻从法律上持续了一生，但实际上在婚姻维持头几年后便名存实亡，在集体农庄的艰苦生活环境，以及以色利在那段时间的性开放鼓励着公开关系，梅与两位以色列首相有关系：戴维·本·居林和赛曼·莎沙（马丁，1988），她“毕生的爱”是戴维·雷姆兹，他是她的良师，她与波尔·凯兹内森关系密切，他以以色列的苏格拉底而闻名。她还与赛门·阿雷尼有过浪漫关系，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美国杰出的基金筹集人，亨利·曼托，也在梅的迷惑下与她上了床。她曾答应离婚，与她倾心相爱的情人塞曼·莎沙结婚，但他不愿离婚，他俩的关系也因此中断。多次婚姻和关系十三位女主人公中有五人多次结婚：玛丽·凯·阿什（三次），简·芳达（三次），艾斯蒂·劳达（两次），莉莲·弗农（两次），丽莎·克莱伯恩（两次），劳达的两次婚姻是与同一个人，乔·劳达。阿什的两个丈夫去世，第一个丈夫遗弃了她（阿什，1987）。丽莎·克莱伯恩与时代生活艺术指导结婚，与他离婚后与现任丈夫，设计经理阿瑟·奥顿伯格结婚。性和权力米切尔·哈辛森在《性和权力》（1990）中说：“权力是终极催欲剂”，并得出结论，“性等于权力”。

他是针对妇女如何通过性获得权力，以及男子如何通过权力获得性而言的。哥达·梅的政治对手会深表赞同，他们会更确信她是通过与以色列最有权势的领袖睡觉而爬上高位的（马丁，1988）。格洛丽亚姐妹们和敌人都相信，她是运用性能力和女性神秘色彩来达到女权主义运动事业的高峰，即使是那些不相信她使用性力量的人，对她用女性魅力推进事业深信不疑。根据传让作家比尔·戴维森（1990）的说法，简·芳达在维沙和两年及此后在巴黎和纽约的7年中有种“永不知足的女色狂驱动力”，他说她在竭力寻求她没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爱和感情。

第二节女性味力量

麦当娜的情人不计其数，据她的前经理兼情人卡米尔·巴布思说，从1979年到1983年，她就有100多个随意的情人，麦当娜从不限制于一种性别、种族或条规，甚至于任何特定的结合，她随时随地满足着自己的需求，抓住任何正好碰上的人。弗兰西丝·里尔以一本触目惊心、充满性渗透力的自传《第二次**》（1992）引起世人震惊，这位女性在年逢60时，还坦率地将自己的生活描绘成引诱和成功（我承认她比这十三位女性坦诚得多）。这些妇女比大多数妇女更具性驱动，但不如所研究的男性具有挑衅性，可能这些妇女中许多有较高的睾丸激素，她们不仅充满性诱力，而且更具竞争和冒风险性。男子气亦或女人味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为男性和女性构设了心理学模型，分别称为“灵魂”和“宗旨”，他认为每个男人有种内在化的、强烈的情欲女性味力量，而每个女人有男子气内涵的同样力量，他认为这种妇女具有的内在化的“灵魂”或男子气与她们的天才创造力有关，这种“男子气”证明了这十三位女革新家身上发现的生命力，正像本章前面提到的，这些妇女个人生活和职业取向决定极其“男人化”。

这些妇女散发的男子气惹恼了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这些人不是本性别的理想妇女形象。玛格丽特·撒切尔常常因缺乏对妇女问题的敏感性而遭谴责，她说：“家应该成为妇女生活的中心而不是界限”，并继续说：“我讨厌听到那种妇女解放运动者发出的刺耳的声调”。女权主义者希望这位“铁女人”作为自己事业的支持者以改变男女不平等现状，她对女权主义者的答复是：“女权主义者过于刺耳，有害于妇女事业，因为这把自己变成不是我们应该是的那种人，你到达某点是因为你有这种才能”，她与《每日镜报》（1980年3月五日）谈了对自己所达到地位的看法：“我从没注意到自己是个女人，我把自己看作首相”。这句话表明了她的哲学信仰观：妇女必须愿意在被男人占领的政治战役中与他们相斗，而不要试图改变游戏规则，她对于那些力图获得比过去更多待遇的人毫不同情。然而，撒切尔也有自身的弱点，她的传记作家，雨果·扬说：“她不是个真正的女人”。艾恩·兰达也因为其不断将男子理想化而深遭女权主义运动者的谴责，她建立了男人偶象作为完美的英雄人物，惹恼了许多女权主义者，这位杰出善辩的女性比任何女权主义者都独立，许多从事妇女运动的人都将她作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潜在领袖。

但事实上她始终认为男人更优秀，并将这个观点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当她说到：“男人是英雄人物”时，她是指她的史诗英雄，《本源》中的哈沃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耸肩》中的约翰·戈特，这两个小说人物是她“崇拜的男人”个性的代表。约翰·戈特，她的另一个自我，是个完美的史诗般英雄，也是那些在自由竞争世界中典型人物的个性化代表，难怪兰达会让她同时代的女权主义者深感不安。兰达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们的决定中都掺有大量的如荣格所说的“宗旨力量”，这使得她们获得非同寻常的成就。大多数这些女性都展现了男子取向的品格和行为，几乎所有人都极具进攻性、竞争性、野心勃勃，并有种赌博精神，这并不是说她们不具女人味，她们很注重修饰打扮，保持容貌美好，她们都是追求感官愉悦的女性，会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来行事，就如同她们利用力量工具宝库中其他工具那样，这些妇女利用她们的男子气概来达到最终目的，根据皮尔特里西亚和阿伯迪思的说法，这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潜在趋势，他们与荣格的“宗旨”概念不谋而合，这可以从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妇女的大趋势》（1993）中看出：成功者同时具有男子气魄和女性气质，最成功的创造者是这种冲突性品格的混合体：竞争而又富于同情心，目标取向而重教养滋润，直觉而又具冒险性。徒具其表，单向思维的女性和男人都注定要失败。有趣的是，十三位女性中大多数都有更多的男性朋友，只有玛丽亚·卡拉斯，玛丽·凯·阿什和奥普拉·温弗雷例外，只有这三人是“感情型”个性型式，她们有教养成的气质，使她们更具“感情型”的女人味而不是“思维型”的男子气，她们注重感情使她们在个人生活中更敏感，更关心女人。而像凯瑟琳大帝，玛格丽特·米德，艾恩·兰达、玛格丽特·撒切尔，简·芳达，哥达·梅，莉莲·弗农和琳达·沃切纳更喜欢与男**朋友。艾斯蒂·劳达，丽莎·克莱伯恩和格洛丽亚·斯坦伯恩都沉浸于自己女性取向的事业（美容、设计和姐妹组织），她们成功自如地运用其女性品质，从不曾有利用个人宗旨部分的时候。

大多数这些妇女具备如此强烈的“宗旨”特征，原因之一可能与她们幼年时的榜样基本是男人有关，这些女人同大多数女性一样，崇拜父亲或父亲般的形象，撒切尔说：“我的一切几乎都归功于我的父亲”；温弗雷告诉记者：“从我的父亲带走我时我的生活改变了，他拯救了我”；麦当娜敬畏她的父亲，温柔地说道：“我的父亲非常强壮，他是我的偶象”；简·芳达一生都在竭力搏得她那著名的父亲亨利·芳达的喜欢，她告诉记者：“有个父亲作偶象，真是活得太难了”；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承认父亲的影响远远超过母亲；玛丽亚·卡拉斯一直喜欢父亲，而对母亲憎恨不已；艾恩·兰达模仿着父亲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莉莲·弗农的榜样也是父亲，她崇拜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和危机；艾斯蒂·劳达从叔叔约翰那儿受到鼓舞。其中有四位妇女与有力量的父亲般人物结婚——卡拉斯，芳达，撒切尔和沃切纳。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男人和女人不同。

1993年《下流提议》因刺激而具挑逗性创下票房收入记录，因为罗伯特·莱得福德愿出100万美元——一个下流的提议——与已婚的黛米·摩尔睡一夜，想想如果人物颠倒一下，这部电影将会怎样。如果是黛米·摩尔愿出100万美元，叫罗伯特·莱得福德与她过夜，那这部电影会没戏，为什么？从原则上讲，没人会在意他们为一夜风流付出25美元，是用于我们社会中众所公认的男主角还是女主角，我们潜意识地在诸如此类的提议中将女性看作抵押品（值钱的资产），而把男性当作进攻者，妇女被看成凭借性力量来获得权力，而男人是凭借权力扩大性威力。这个观察并不是残酷条文的优美表述，而即便不是在所有社会中，也是在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由于生活中角色的感知性质，使男人和女人受到不同的对待，有不同的相互关系，所有创造成果都必须导人这些设定的参数之中。“大写的T”个性高水平的睾丸激素看来使男人有较高的性动力，而比女性更富进攻性，这使得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人员弗兰克·法雷（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给具有较高性动力的进攻性冒风险男人冠以“大写的T”个性、根据法雷的说法，这种个性类型趋向于“更富创造性，更外向，冒更多风险，有更多实践艺术家偏好，在**中更喜欢品种多样”。

相反地，法雷把典型的妇女个性称为“小写的t”，因为她们一般远没有冒风险、竞争性行为和高的性动力。研究显示，当女性具有较高睾丸激素时，她们倾向于模仿男人，“更频繁地以不同的男人为伴，而对性伙伴选择，更少挑剔，也更容易不慎怀孕”（《性和力量》，1990），睾丸激素看来是男女取得事业成功驱动力的关键变量，书中许多女主人公看来都赋有（或咒责成）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使她们富有创造性，冒风险倾向、竞争精神和进攻态度，根据事实，其中只有五人有高于常人的性动力，她们比一般妇女更富竞争性、进攻性，更倾向于冒险，这使她们更具男子气。卡米尔·巴布思，麦当娜的前经理说：“麦当娜身上有强烈的男子气，她以男人勾引女人的方式勾引男人。”哥达·梅在年少时也被骂作“meshugge”——野蛮疯狂的意思，戴维·本。居里恩说：“她是我班子中唯一的男人”，意思是说当面解决困难问题时，她的进攻性和冒风险倾向（“雷厉风行”）。艾恩·兰达《阿特拉斯耸肩》中的英雄约翰·戈特是她理想化人类形象的另一个自我，他是个英雄“超人”，代表她所想往的所有男人（和女人）。

男人是她主题中的精髓，这可以从她对男女偏爱问题的回答中看出：“我总是喜欢雄性男孩，及其理性品格，女人在这方面不能令我感兴趣”，更有甚者，哥达·梅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由于她们男人般的**，被世界上政界人士称为“强硬的人”，这在女人气的妇女中并不常见，即使她们手中有权。

创造天才的表达方式和情绪约翰·格莱1993年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一书中写道：“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因为他们是如此大相径庭”，他是指男人和女人在表达感情和处置压力方面有极其不同的方式。格莱同意陈旧的表达方法与成功性结局相抵触，他感到性别不同对问题处置方法不同。我同意（见表10）男女有别，在个性章节中讨论的“感情”亦或“思维”方法对创造性过程是关键，幻想家必须去除情绪反应（妇女中常见），运用更理智的方法进行决策，梅叶斯·布里格斯“思维亦或感情”尺度显示了这点。75％的美国妇女的决策是基于她们对一事物“感到”如何，只有25％的人是根据她们如何“思考”此事作出决定的；相反地，75％的美国男子一般根据自己如何“思考”此事，而不是如何“感觉”此事来决策的，难怪格莱得出结论：两种性别的人难以用同样方法来得出结论，互相沟通。小结正如索夫可斯所说：“女人一旦成为男人，她会比他更出色”，这些妇女具有同样的力量在同一水平上与男人竞争，达到与男人同样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超越了他们。研究表明如果女人要想像男人那样有所成就，她必须具有男人般的性格，能将事业目标高于一切，包括高于家庭。

妇女一般根据选择成为哪方面的主人，来进行个人生活（家庭）和职业（事业）的选择；然而无人能成为两个领域的主人，因而她的选择往往是个危险的结果。如果她选择家庭优先于事业，她不可能成为创造幻想家而取得杰出成就，但这也没什么，并非人人能成为创造天才。那些作出相反选择的必须作好为事业牺牲个人生活的准备。书中的女性创造幻想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事业胜过家庭，主导胜过服从，坦率胜过委婉，力量胜过软弱，表现胜过表面，理智胜过情感。许多与这些妇女付出同样代价，选择事业胜过家庭的妇女没有获得杰出成就，只有少数人达到顶峰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中从不失败的人是那些从不尝试的人。这些妇女敢冒众人之先，但她们的成就是有代价的。有人的代价是女人味，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因为她们强硬的行为使她们披上了男人般的外套，这是使她们伟大的因素，但也使她们失去女人味，从而招来敌人。这些妇女被爱戴或遭憎恨，这是创造革新大联盟游戏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妇女牺牲了生孩子的机会（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

其他像玛丽·凯·阿什、丽莎·克莱伯恩、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和莉莲·弗农牺牲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只有她们能回答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此项研究表明，这种牺牲对她们取得伟大成就是极其关键的，这些妇女获得伟大事业正是因为她们乐意将事业置于个人生活之上。她们的决策代价惨重，但不是任何女性都愿意玩这种大赌注游戏的。对我们女创造天才来说，这是美妙而有收获的旅行。《工作妇女》（1994，4）以“战利品丈夫们”为封面，根据银行存折、明星力量和节俭作为“高权力”妇女的主要特征来排名次，泰德·特纳因为有他那强有力的伴侣简·芳达而名列榜首。成功和性在这些力量型妇女的个人生活和事业追求中起关键作用，她们对世界的整体观使她们大大有别于那些单向思维（专门化的）的男人。后页前页目录第六章危机、狂热和创造力---------------生活源自于墙（混乱）状态——不要鄙视混乱”。任何艺术大师和科学家的创造活动都包含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阿雅·普利高津博士《耗散结构理论》我们变化不定的自己都是历史秩序混乱的产物，是急剧动**的混乱品，无论后者是由战争和灾难造成的，或者是由不断变化的技术带来的，还是由政治和文化观念剧烈转变造成的。——罗伯特·杰·利夫顿博士危机是创造之母吗？如果危机并非创造之母，也是其教母。创伤和危机能为那些从此类经历的幸存者中孕育出伟大的创造力，所有卓越成就者都有着魔般的推动力，而这无疑是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着魔般的推动力源自何处？是遗传的吗？研究结果不是。

第三节难以抗拒的冲动力

阿德勒说我们所有人都追求完美和优秀，但观察显示伟大者被疯狂般的需求所驱使，而其他人则更满足于过正常人生活。一周过度性地工作100个小时，不是普通的力量驱动，而是这些人难以抗拒的冲动力使然。看来这种中邪的魔力来源于孩子时期或年轻时候，注入了得到平衡补偿或向世人显示其特殊的念头。尽管独特行为来源于独特经历，然而许多因素与这种孩子时代的着魔能量的输入有关。危机和创伤是一种独特的经历。有时着魔般能量和驱动力来自狂乱的抑制个性。在恩斯特·克莱奇马1931年出版的《天才男人心理学》中，他把疯狂作为大多数天才的品格特征的成因，他说：“在疯狂和创造生产力过程之间有相似之处”。

安东尼·斯托研究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力，说：“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创造者都具有着魔症状或性格特征……也许着魔气质最惊人的特征是同时控制自身和环境的冲动性需要”（1993）。我们所讨论的十三位妇女符合这种描述，她们着魔般地取得卓越成就，这看来是她们早年生活中创伤性事件或危机的结果，这些事件注入了强烈的需求，要向自己和社会证明些什么。其他研究者发现了类似事实。赫尔希曼和利伯在《天才之钥匙》（豆988）中指出：“轻躁狂被冲动驱使，坚持使自己的需要和渴望立即得到满足，并有一种‘钢铁般意志’。……许多高级经理和政界成功者是轻躁狂，他们的动力、想象、领袖魅力和其他轻躁狂特征为人熟识，他们的问题却隐而未露”。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声称：“没有作曲生活，我会毫无意义”。这句引语也适用于我们这十三位女性。凯瑟琳大帝是个完全能生活得悠闲自在的皇后，她的传记作者特洛亚特（1980）描述她疯狂地工作：“她每天早晨5点起床，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她很少有时间吃饭。

晚上9点，和几个亲密朋友在餐桌前草草吃一顿后，她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她起草条文之神速让人惊奇，也使誉抄者烦忧”。琳达·里尔纳德，一位荣格学派心理学家描述到危机和创伤是如何导致着魔般工作和创造性成就的，她在《与疯女人相会》（1993）一书中说：“出自内在混乱和感情动**能出现创造性激发性的幻想，给个人和文化带来崭新的生活天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雅·普利高津说得更明确：“心理折磨、焦灼不安和消沉颓丧能导致新的情感的、理智的和精神的力量。”这十三位妇女的研究结果可证实，她们的卓越成就可能与儿童时期给她们留下创伤的事件有关。典型例子是凯瑟琳大帝，她遭遇了众多危机——个人的及政治性的，身体的及心理上的——挺过一切后成为俄罗斯、欧洲和世界历史上最功勋卓著的统治者，她遭遇手足之死，7岁时因脊椎骨弯曲而卧床不起。玛格丽特·米德也目睹妹妹去世，对她是个极大的创伤。寄达·梅也经历5个兄妹去世的事件。有三个人（卡拉斯、劳达和斯坦内姆）遭遇母亲进精神病院，其中一个人的母亲自杀。每个人都克服了特定的创伤，许多人早年还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些事件常常使她们烦忧和不快，不快是创伤中的重要因子。精神病专家安东尼·斯托曾多年调查创造者个性，认为一种“非凡的不满”激励着他们朝向创造性成就，这种不满可能产生自我适应，因为挫折有助于内部想象世界的形成；……转而引发标志着成就和满足的创造性发现（1988）。不快／孤独的童年和创造力大多数创造和革新者都有不快活的童年，看来已契入其个性，驱动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贡献。牛顿、狄更斯、贝多芬和凡高都是童年历经坎坷不幸的典型。德国作家高塞说：“我总被看作一个受幸运之神特别偏爱的人……但是……我确信无疑，在自己75年光阴的生涯中，我没有几天脑于得到真正的休息”。这十三位女性早年生活创伤和危机看来对她们爬上顶峰也大有影响。她们经历了“最糟情况”剧情，而自此以后，能极其轻松自如地处置世俗的生活规则。一个人遭受破产打击后，再也不会为钱担忧；从雪坡滑下而没摔断大腿，就能更轻松自如地滑雪而绝无任何恐惧。

对未知的害怕比未知本身更可怕；因而对那些有幸经历创伤和危机者而言，童年的打击有助于培养应付技巧和自我满足，他们知道如何毫不惊慌地处置面临的障碍，而这是每个创业／革新者的必修课；这种技巧能赋予这些人能曲能伸的弹性品质，而这种弹性正是那些过着平静顺利生活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危机幸存者学会了如何有效处置竞争性世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早年与危机的较量（一位感情严重错乱的母亲）给予她面对女权主义运动挫折时的力量和决心，她反叛性地对听众说——“在接下去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公正去做件出格的事情”（《出格行动和每天的叛逆》1983）——这便是她过去经历练就的弹性精神气质的证明。很显然，斯坦内姆觉得自己不用摧毁它，也能给现行制度以重大打击。大多数人从早年就学会不与现行制度斗争，因为这会被它埋葬；而对那些几乎被葬身其下的人来说，这种灭顶之灾就不那么可怕了。

大多数孩子早就学会：卸下威吓者武装的唯一办法是威吓，威吓者并不想战斗，他们只想吓唬人们。只有那些从危机和创伤中幸存的人，才能彻底体验那种滋味，从而不再对此惧怕。他们是最糟糕剧情安排的幸存者，能对不太友善的环境处之泰然。看来危机是创造之母，因为它决定人们以积极姿态有效处置矛盾。危机和超级学习弗洛伊德学派的威尔海姆·里奇和克罗拉多大学医疗中心的生物反馈专家托马斯·布辛斯基认为巨大的危机强化超级学习，因为它使人陷入一种状态（脑波动极低的昏睡和梦幻状态），从而学识、记忆和创造力都得以强化。当人们经历危机和创伤，他们的脑波活动转移到这种状态，换言之，人们的行为往往在创伤事件后改变定型；在创伤性状态下，任何人都以极快的速度学习和记忆此事。当玛丽亚·卡拉斯6岁时被车撞倒，昏睡了12天，她受到了创伤；当她从昏迷中苏醒立刻呈现一个沉溺而着魔的预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到达顶峰，她在自己自动选择的声乐歌剧事业中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卓越成就者。

这种梦境对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女主角有多重要呢？这很难说，但确定无疑的是任何经历类似危机的人都会同样被驱向成功，凯瑟琳大帝、哥达·梅、艾恩·兰达、琳达·沃切纳、奥普拉·温弗雷、玛丽·凯·阿什和麦当娜在生活中也有严重的危机，其他人则有创伤极大的事件的打击。依我看来，即便不是原因，危机经历也肯定相关。玛丽亚·卡拉斯身上所发现的**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能量是少见的，而往往是危机或创伤性事件的结果。创伤或“打击”状况的学习并非新鲜事，这种行为改变装置在战争年代清洗战俘头脑中广泛运用，知觉剥夺（面对黑洞或坐地牢）用于降低脑波来定势脆弱的囚犯改变主张。另一种强化超级学习可接受的方法是玄妙思维，这常被成功地用于考试和讲演之前，或其他一些需要智能完成的任务。

不管如何称呼，超级学习看来是创造成就的影响因素。危机和女幻想家的创造力凯瑟琳大帝能从蚂蚁山幻想出高山，她面临失去一切的危险境地，包括她的自由、儿子、生活；而她踏上雄马，攫取了俄罗斯皇位，达到了始无前例的高度。两个世纪之后，8岁的艾恩·兰达以凯瑟琳为其老师，她差点丧命于布尔什维克革命，9岁时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她九死一生，12岁时遇到革命，在战争最后几年，她又几乎饿死。持续多年的俄国革命攫取了她的家园，她家的生意以及她的自尊，兰达承受了这些危机，变成一个自亚当·斯密以后最响亮的资本主义宣扬者，她早年与灾难的较量激励她创造自己的史诗哲学小说，她进行了本世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圣战宣传（1982年她的棺木上印有巨大的美元标志便是证明），并孕育了以主观主义者闻名的哲学运动，而这又成为政府的意志自由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石。玛格丽特·米德是个有反传统父母的早熟孩子，在她4岁时他们让她为新生的妹妹（凯瑟琳）取名，当凯瑟琳6个月后不幸在圣诞节死去，对玛格丽特打击沉重。此事在她的传记中及自传《冬天黑豆》（1972）中没有多提，但35年后，米德为她自己的女儿取名凯瑟琳。在她成长的关键阶段丧失一个亲人，看来成为她身不由己地驱使到人类学世界顶峰的一个原因。简·芳达在12岁时母亲自杀，使她进行了以厌食为方式长达23年的较量。她母亲过着神经颓丧的错乱生活，影响着幼小的简，她与母亲有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一直希望凯瑟琳·赫本能成为她母亲。所有这些使她有种负罪感，最终着魔般地驱使她达到完美和卓越成就。她母亲一直为自己的体重和体型操心，这最终使芳达饮食紊乱，芳达承认厌食症是源于对母亲死亡的内在化的负罪感。

在她听到母亲的悲剧后，夜晚常常做恶梦，从而形成了着魔的极度忧郁行为。她的大学同寝室室友说：“经常有持续几小时的尖叫”。简·芳达在母亲自杀前对她很不好。她和哥哥在母亲拼命想与他们交流时，都躲着她，芳达夫人叫着简，但她不应声，芳达夫人回到疗养院，两天后割喉自尽。简对这一创伤事件的负罪感，在她的精神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70岁时，哥达·梅还回忆起在俄国基辅恶梦般的经历。她只有4岁，首次听到“基督徒杀手”的罪名，这种急促的惊请给天真无邪的孩子注入的恐惧是如此之深，她在70岁写传记时还在回忆起这一创伤和恐怖，这些创伤和恐惧使梅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毕生为流浪的犹太人建立稳固的家园而战斗。

一个以自由的以色列王国成为她潜意识的梦，她为此贡献了整个生命的每一份能量。梅在成为以色列首相的征途上面临众多创伤和危机。本世纪初在俄国的日子是如此艰难，她的五个兄妹都没满两岁便去世，哥达在饥饿和恐惧之中长大，因而练就了她从未丢失的令人惊畏和能屈能伸的自尊以及钢铁般意志。在20多岁时，她几乎在耶路撒冷饿死，此后为了在艰苦卓绝的开拓先锋者道路上存活，她形成真正的“无畏的女性”。在50岁时她还在每日每时与死亡争斗，她生活中每天都经历着死亡和毁灭，而这并没吓倒她，她比本书中任一位女性经历更多的危机，但这从没让她改变态度。她最初在俄国的危机明显地定势她能承受以后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麦当娜和芳达一样，对失去母亲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麦当娜母亲在她5岁时死于癌症，她潜意识的精神里从没让她忘记这一创伤。麦当娜的伤痕升华成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每个想象出来的怪诞和反叛行为，她承认这种经历一直萦绕着她：“母亲去世留给我的是孤独感，对事情的莫名的渴望欲。

如果我没有那种空虚，我不会这么受驱动”。她后来谈到这种被丢弃的伤害，说：“没人再会让我伤心”。麦当娜兑现了诺言，以强烈的着魔般驱动力达到顶峰，挡住了任何试图从情感上接近她的人。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早年的创伤和危机也形成于她那忧郁狂的母亲，母亲在她出生前精神消沉，在格洛丽亚12岁时已极其严重，她被俄亥俄特拉多报社解雇了记者职位，这导致了她的病症。格洛丽亚知道母亲的病症与女性的多愁善感有关，这是真正的忧郁狂症。格洛丽亚在青年时不得不关心照料母亲，在别人玩乐聚会时，不得不忍受煎熬充当护士。这种早年创伤成为斯坦内姆拒绝婚姻和家庭的一个主要因素。她有过几次按部就搬地进展顺利的恋爱过程，一旦达到固定化地步，她就消失了。斯坦内姆的过去给予她成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性能量和必备的坚持不懈精神。她也许会更希望有个正常的童年生活，而如果真是那样，她绝不会获得卓越成就，而可能已成为俄亥俄特拉多地区的一个祖母。

卡拉斯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的头4天中不想要她，甚至拒绝看她和碰她。5岁那年，玛丽亚在曼哈顿被车撞倒，昏迷不醒，医生告诉吓呆的父母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她昏睡了12天，在医院住了22天，她呈现了成为世界伟大歌唱家的坚定念头。在卡拉斯8岁时，母亲由于大萧条造成的家境困难而企图自杀，随后在贝利维医院住了1个月。17岁时卡拉斯在雅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战火燃到她的国家，雅典被占领达4年之久，这段时间她不得不靠吃垃圾罐维生。战后，在一次血腥事件中，她穿过枪林弹雨，几乎丧生。这些危机形成了她忧郁狂个性，从而将卡拉斯塑造成一个没有耐心而任性的完美主义者，激起世界观众喜欢和憎恨的变幻无常的歌剧女主角。

卡拉斯从来未曾从母亲最初的冷漠对待中恢复，在30岁时她给予回报，买了一件皮毛大衣给她，和她永远地再见，以后再也没和母亲见过面。玛丽·凯·阿什在生活中有三次巨大危机。她两岁时父亲患肺结核，从7岁起当母亲外出干两份活以维持家庭生计时，她便成为父亲的护士。27岁时被丈夫抛弃，留给她三个8岁不到的孩子。对她打击最大的是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开张前1个月，她的丈夫——新公司的管理者和财政顾问，因心脏病坠地身亡。这些危机给阿什注入了神奇力量，置生活中的不利因素不顾，积极从事自己的事业，她以热情和信心，以诺曼·文森特·皮尔化妆品牌子进行了美国多层推销市场的革命。奥普拉生来就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她是个私生女，在最初的6年生活中没有父亲和母亲。9岁时遭强奸，随后又遭到家中三个成员的性骚扰和折磨，在三个不同城市中读了不计其数的学校。奥普拉深受这些经历的负罪感的压迫，在巴尔迪摩遭人抛弃后企图以自杀得以解脱。这些事件看来都深深契入脑中使她成为美国头号谈话节目主持人，她极度的敏感和移情能力来源于自己童年的创伤。

艾恩·兰达9岁时度过一战的恐怖生活，12岁时经受俄国革命，少年时在俄国几乎饿死。少年时不断面临死亡威胁。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母亲在其出生前已神经崩溃，在斯坦内姆儿童时代一直是神智不清和精神错乱。10岁时父母离婚，14岁母亲去世。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遭受炮弹袭击最严重的格兰汉姆市度过，当时她是少年。莉莲·弗农希特勒掌权后的反犹太运动迫使全家离开德国到荷兰，随后为逃离纳粹的魔影前往美国。弗农的哥哥死于战争。琳达·沃切纳8岁时卧床不起，并有不能走路的危险，身体绷石膏达两年之久，发誓成为伟人，能像常人般行走将永不知疲倦。奥普拉·温弗雷私生女，10年内迁居五次。9岁遭强奸，被家中三个成员虐待。14岁时怀孕，孩子出生便死去。在巴尔迪摩被恋人遗弃，使她几乎自杀。与莉莲·弗农类似，丽莎·克莱伯恩在1939年纳粹入侵时，也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艾斯蒂·劳达主要生活危机是在贫民窟长大，并且从不愿意承认它。

这种危机和创伤列于表11。女性危机和创造努力书中这些女**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危机，但这些创伤有助于各位妇女创造和革新生活的准备。莉莲·弗农感到所有创业者都需要时刻准备着危机，“每家公司都需要不断与危机较量……但我已学会处置，以一种积极的方法迈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