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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蒙牛乳业（第2页）

熟悉伊利一切的牛根生显然不会轻易再犯同样的错误。由于他本身在行业中浸**已久，熟悉各种规则，而来自伊利的经验和教训使得蒙牛具有了绝大多数初创企业很难具备的战略和远见，这才是其一直能保持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但不能忽视的是，蒙牛近年来始终以咄咄逼人的挑战者姿态，不断抢夺伊利和光明的市场份额，到如今也成为了市场领导者之一，大企业病很容易冒头，能否继续保持挑战者的心态和锐气，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蒙牛能猛到何时。

国企高层腐败应找自身原因草原乳业依然健康

日前，颐合财经副总裁、香港某基金首席顾问王吉舟在接受中国工商日报记者采访时，根据他长期跟踪资本市场上蒙牛和伊利的表现，提出蒙牛根据与国际股东的协议，要实现三年后销售额达到120亿元以上的飞跃，因此需要通过收购同行大企业、整合别人销售额来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伊利被迫加紧了MBO的步伐，当家人郑俊怀甚至不惜挪用巨额公款。

因《解析外资巧取豪夺资本故事——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的报道被广泛传播，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就此，记者专访了蒙牛乳业副总裁孙先红。

记者：最近国内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的专访。里面把郑俊怀急于MBO的原因归结为蒙牛挟外资逼迫。不用问，孙总您肯定是不认同这一观点的。但里面有一些论据，我们想和您交流一下。第一个论据，是说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后，手里一下子有了14亿的现金，于是，牛根生开始放言：“伊利与蒙牛迟早要走到一起。”请问孙总，牛总这话是不是蒙牛收购伊利的信号？

孙先红：这是一个假论据。完全是“移花接木”，误导读者。蒙牛上市是2004年6月的事，而牛总说“伊利与蒙牛迟早会走到一起”是2000年的事。把四年前说的话移植到四年后，把这个环境下说的话嫁接到那个环境中，哄骗自己，也误导公众。我不知道接受专访的这位财经专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不经意”地犯了一次糊涂，还是聪明人在放“烟幕弹”。

现在我们来看牛总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话，再看看他的本意是什么。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翻一下2000年第10期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这期杂志有一组文章的总标题叫《同城恩怨》，有一篇是写华为与中兴的——“狼与牛的缠斗”，还有一篇是写伊利与蒙牛的——“裂变之怨”，其中，在描述了蒙牛当时遭受的种种打压后，在第48页写道：“精明的牛根生还是不喜欢舆论将蒙牛与伊利对立起来，更不愿逞口舌之快去贬损伊利。但牛根生透露了他内心深处一个笼统而朦胧的感觉：‘以后伊利和蒙牛还会走到一起。’”

牛总当时为什么说这样的话？这是基于他的信念：竞争的最高阶段是合作，合作双赢。有几件小事，可以反映他的这种思想：一是他在企业里坚定不移地倡导大家在提到伊利、光明等兄弟企业时，要称“竞争队友”，而不是“竞争对手”；二是他提出伊利和蒙牛除了自有品牌，还有一个共同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三是他屡次强调“蒙牛伊利，本是兄弟”，“草原品牌是一块，蒙牛伊利各一半”。伊利举行股份制创立十周年庆祝时，没请他，但他自己去了。伊利的人很意外。牛总为什么不请自去？他说：“我在伊利干了16年，在蒙牛才干了5年。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伊利，在那里流过的泪、淌过的汗、洒过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说感情，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差。”所以，当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记者提到“裂变之怨”的时候，牛总的直觉是，纷争是暂时的，两个企业迟早还会走到一起。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纵论天下大势，不是也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吗？走到一起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由纷争到合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像我们两家这几年合力打造共同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局部领域走到一起的表现。

实际上，牛总能坦坦****地表示“伊利和蒙牛还会走到一起”，也出自一种胸怀，表明他心无芥蒂、不计前嫌，随时可以和免他职的人一起并肩奋战。在伊利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大部分年薪分给手下；在蒙牛的时候，他不是年薪最高的，却是给别人分钱最多的人。外界不大可能有人会想到，牛总这几年没有积蓄，每年的红利大半都给大家分了，自己买房买车反而靠贷款，现在还欠着银行近200万元。他不是一个“富人”，倒是一个“负债人”。企业在香港上市后，有人说他有几个亿的资产，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不但他挣的钱多半给别人花了，连他所持有的股份，也要捐出……

记者：您是说牛总要把股份都捐出，真的吗？捐给谁？

孙先红：真的。早在2003年底，牛总就表示：等公司上市后，要将自己的股份捐出，成立一个保障蒙牛百年发展的“老牛基金会”。牛总目前正在与相关专家共同探讨设立此基金会需要的程序及文件。相关工作完成之时我们会向有关各方披露关于此基金会的相关信息。

记者：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将成为2005年中国企业界最吸引眼球的事件之一。为什么要设立此基金呢？

孙先红：因为他认识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带动农民致富、促进国民健康的乳业却应该世世代代发展下去。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蒙牛活到一百岁呢？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推进机制。这样，他就把自己的股权，经家庭成员四个人——他自己、妻子、儿子、女儿，确认将成立“老牛基金会”。

牛总在公司大会上对大家做过这样的解释：“金钱能使人生而复死，精神能使人死而复生。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任何人都少不了走这一步，包括历史上的能人在内。在有生之年就看到自己从有到无，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快慰！”

这就是老牛的脾气。牛根生给自己两个定位：就内蒙古而言，他的定位是养牛种草的工人、农民的儿子；就全国而言，他的定位是“全体乳制品消费者的仆人”。聚精会神搞奶业，一心一意做雪糕，这就是牛根生的风格。他的所作所为就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样的性格，这样的胸怀，与苟苟营营为自己的人，完全是两个境界。

这一点，高谈阔论的王吉舟先生恐怕是没有想到的吧？

记者：可是，王吉舟接着又提出了第二个证据：收购伊利只需6亿资金，而恰恰是在伊利出事后仅3天，也就是2004年12月20日，摩根士丹利就套现了6。7亿多港元的现金。这是不是巧合？蒙牛到底有没有收购伊利的计划？

孙先红：摩根在法律上何时可以套现，套现多少份额，早就约定在先，2004年6月在上市相关文件中已有明文规定，也公示过，并受到香港联交所的监控。摩根这样的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其投资策略是在有潜力企业的成长前期为企业发展投入资金，依靠企业现有的管理团队并同时充分利用摩根士丹利的全球资源和金融专识，帮助这些企业发展壮大。在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通过上市在资本市场上逐渐退出。因此摩根与蒙牛的合作是一个中长期阶段性的合作而不是永久的。用我们牛总的话说，“外资与我们的合作，是为了离婚而结婚”。现在，它逐渐退出，表明已经到了“离婚期”，是完全符合此类风险投资运作的国际惯例的。既然退出是摩根的既定策略，那么，协议生效时，按部就班地套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这个日子不是巧合，莫非摩根和蒙牛竟然有这样的神机妙算，早在半年前，便料定伊利会在12月20日前后出事？

再说，即使王先生的逻辑成立，那也是摩根收购伊利，而不是蒙牛收购伊利。摩根要是想收购伊利的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机构难道兜里没钱，还得用抛售股票的方式来“等米下锅”吗？

王先生号称财经专家，财经常识自然不会不知道。他这样“内行人说外行话”，生搬硬拉，混淆视听，让我们的确有点儿怀疑王先生的动机。我们从网上查知，并据知情人透露，作为服务过长三角地区某乳业巨头的王吉舟先生，是个投资顾问，长期在内地工作，只是挂名香港某基金。

记者：专访中说，摩根等外资股东持有蒙牛相当数量的股份，所以，蒙牛已经是外资股东的傀儡。

孙先红：首先澄清一点，蒙牛的中方股东处于控股地位。王先生搞错了；第二，蒙牛与摩根等金融投资机构的合作是真诚的、互利互惠的，根本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所有股东，包括外资股东在内，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这主要归功于蒙牛人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多方的大力支持而做出的惊人业绩。

但即使是站在中方股东不控股的前提下讨论问题，王先生的逻辑也极其荒谬。这位所谓的财经专家似乎忘了：蒙牛是一家在海外上市的红筹股公司。我国大部分境外上市绩优企业均也有外资持股情况，而且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难道这些企业也是“外资的傀儡”？在王先生眼里，不控股就等于傀儡，于是，他的逻辑必然导致这样的观念误区：所有在独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外资的傀儡；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是资本（无论内资，还是外资）的傀儡。用陈腐的政治观念，对一个普遍的现代资本结构进行如此片面的解读，有失一个专业投资顾问的水准。

何况，摩根在全球投资的国家、行业、企业不计其数，是真正的国际一流的百年老店，操作规范，信誉至上。摩根作为金融投资者而非行业的策略投资者，追求的是通过企业发展来带来的资本增值，而并非控制某个行业或企业。

具体到蒙牛来说，摩根等金融机构他们是财务投资者（不同于乳品行业的策略投资者），他们对企业的投资，是为了通过企业的发展而获得金融回报，而不是为了控制企业，也不参与企业的管理运作。蒙牛上市后，外资股东已出售了部分股份，目前的比例已降到了金牛、银牛之下，即便按王先生的标准来衡量，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傀儡问题。

利用外资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引进外资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内涵之一。蒙牛引进外资并在海外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国际股民的钱，办中国农民的事（养牛致富），办中国市民的事（喝奶健身）”。6年来，蒙牛融来的20多亿外资，为内蒙古增加了80多万头奶牛，给农业链条上创造了160多万个就业机会，给运输环节、销售环节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现在蒙牛已经是全国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第一龙”，被誉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但是，依王先生的眼光看来，牛根生只有把利润揣进个人腰包才算成功，否则，即便让百万奶农发上洋财、让亿万消费者喝上好奶，那也是“忙来忙去，都是给人家做了嫁衣裳，根本不关中国人什么事”。

我实在佩服王吉舟先生，他有勇气向全世界宣布，一个企业让中国百万奶农脱贫致富“不关中国人什么事”，让亿万消费者强身健体也“不关中国人什么事”，唯独企业家个人产权是否一股独大才特别关乎到“中国人的事”！

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这是全世界的经济潮流。“用全球的资源，做全球的市场”，这将是一个国际化企业的必由之路。

我们之所以与国际一流投资机构合作并通过海外上市引进大量外资，也不是要与国内同行比个高低，而是为了推进牧场国际化、工厂现代化，并引进国际先进管理、技术，提高民族乳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子孙后代创建一个百年老店，为国家民族打造一个世界品牌。

记者：现在我们再来看文章提出的第三个论据：“年销售额只有40亿元的蒙牛，靠什么实现三年后销售额达到120亿元以上的飞跃呢？收购其他强大的竞争对手，直接整合别人的销售额，看来才是唯一的制胜之道。”

孙先红：这位财经专家说他长期关注蒙牛，为什么对蒙牛2004年上半年已经公告的销售收入34。73亿元的最新数据却视而不见，偏要用2003年全年40亿元的数据？近几年来蒙牛发展非常稳健，增长非常迅速，但这篇专访却将“收购”说成“唯一的制胜之道”，这样有意回避客观事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位专家动机何在。

记者：最后，我们回到这篇专访讨论的核心问题：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文章认为，是蒙牛挟外资逼迫，让郑俊怀孤注一掷，冒险MBO。您对此有何评论？

孙先红：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且有挑拨内蒙古两大乳业之嫌。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一贯头脑清醒。我们不会因为别人挑拨几句，然后就对打起来。伊利出事的时候，我就告诉打来电话的记者，伊利是个好企业，即使个别人有问题也不等于企业有问题。

竞争到处存在，把企业领导挪用公款的原因归结为两家乳业的竞争，实在是闻所未闻。国内乳业中，蒙牛、光明、三鹿、完达山、三元、新希望等哪一家不曾受到竞争威胁，他们是否也只有使用伊利这种方式才能“自救”吗？中国各行业各产业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也要这样干吗？细读王吉舟先生的言论，感觉王先生的逻辑很奇怪，例如这一段就说不通，我给你念一下，他说：“目前，真正控制伊利股份的，只有金信信托一家，而金信信托去年以2。8亿元人民币的代价，从呼和浩特市政府手中买下伊利的全部国有股份，或许，这正是郑俊怀借金信信托之手实现MBO的招数，然而，郑俊怀这一招虽然使外界势力的敌意收购成为不可能，却涉嫌挪用公款，导致他锒铛入狱。”王吉舟先生的意思好像是在说，股份由呼和浩特市政府掌控是不可靠的，必须由郑总个人掌控才算安全……按王先生的逻辑继续往下推演，有可能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是不是企业家的个人尊严比国家利益的尊严还要大！

再说，如果外资想收购伊利，直接收购即可，难道非得通过蒙牛来“曲线”运作吗？我还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从目前发布的消息来看，伊利那两笔公款的挪用时间在2000年至2001年之间，那时候，外资还没有进入蒙牛，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预测（外资第一次进入蒙牛是在2002年11月）——既然那时连外资都没有，自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蒙牛挟外资逼迫”郑总的问题。王先生见木不见林，居然演绎这样荒唐的逻辑。

蒙牛企业文化建设扫描

做人要讲“为人之道”，做企业要讲“经营之道”。企业文化就像人的基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台机器、一笔资金、一车原料，从进厂那天起，就被植入了这个企业的基因，它们按照什么逻辑运转，要看这个企业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