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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爱到深处是不忍（第1页）

第四章爱到深处是不忍

村长这一家

Z是一个保安，一个29岁的保安，月工资不到800，有一个7个月大的女儿，年轻的他在一座小城为一家房地产公司效力。

6月的一天，Z同往常一样去上班，吻别了睡梦中的女儿，初为人父，他觉得这个社会是如此可爱、烂漫，但生活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努力工作。

走进保安室，上司W告诉他，今天要去县城的一块城乡交界处拆迁，让他和L跟着去，L是他的同事，比他大几岁，拆迁是因为公司在那里有一个新的楼盘，市面上正炒得火热，很被看好，但村长一家却总不答应搬迁。

6月的太阳已是火辣辣的，Z和L，几名工作人员，还有一辆推土机到了县城，直奔“钉子户”家，村长是个老头，自家人盖了个二层楼房，日子也还过得去，可一提到搬迁，就死活不答应，吵吵嚷嚷，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德行，后来，村长干脆避而不出，几个子女在外面哭天喊地，招来不少人，威胁、恐吓、逼迫、公司已经把价提到了四十万，他们还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这时，村长的几个儿子、女婿从家里拎出1桶菜油，几个人往停在旁边的挖土机上浇，另一个人则准备好打火机，一点即着，一触即发，L赶快去拿消防栓，Z则想向旁边的警察求助，也许这些泼皮看见警察会怕吧，他这么想。

谁料，警察还没说动，一个女人就上前拦住L，尖利的声音，粗俗的语句，川妹子的泼辣劲全拿出来了，一点不比王熙凤差，Z慌了，不知先救哪头，看火还没燃起来，就想先把L和那个女人拉开，也不知怎的，L和那个人就扭打起来，你踢我一脚，我就要还你一巴掌。后来，两人双双落下堡坎，还好不高，Z跟着就跳下去，也被纠缠在其中，场面一度失控。

最后，也不知道是谁的脚踩了谁的手，谁的手又打了谁的脸，只知道那个女人从L的怀里抢过消防栓，正好打在Z的头上，Z当场晕倒。

再说这边，那个老头儿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喝令儿子不许点火，几个儿子憋着一股怒气，跳下堡坎，眼疾手快，完全不经过大脑考虑，就捅了Z9刀，有一刀，正插在心脏的位置，L慌慌张张地想把血按住，可那涌动的鲜血哪是按得住的，不一会儿，L也浑身是血。

事到如今，警察才慌慌张张地过来，村长更是傻了，要人扶住才能站稳，人们的焦点又从吵架到Z身上，可现在，警察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Z送去抢救，而是封锁现场，直到一小时后，Z的躯体才开始得到抢救。

六元买下的爱

公司规模扩大后，他就很少回家看望母亲。想起来时，就打个电话，跟母亲说上几句话，大多数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甚至有时候，母亲话还没说完，他这边就因为处理手头上的事情，把电话掐断了。

他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握着电话线的手僵着，然后微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

那个夏天，他乘飞机回家办事，正好回趟家看望母亲。回到家也没别的事，主要是陪母亲看看电视，聊聊天。

第二天，母亲说，咱俩去买鸡蛋吧!

他一听就笑了。在公司里，他是大经理，有专门的秘书与司机。但他点点头说，好。

随母亲出了门。母亲说，去某某超市。他问，附近不是有家超市吗?母亲眨眨眼，有些得意，说，某某超市的鸡蛋便宜，一斤三块二，附近的这家要三块四。他咋了咋舌。

走到路边，正准备抬手打车，母亲说，坐12路车吧。他问，为什么坐12路?母亲说，12路车是某超市的专用车，免费，坐别的公交车，还要花两块钱。他又笑了，说好。

坐上12路大客车。车上差不多都是些老头老太太，跟母亲很熟了，听说他是陪母亲买鸡蛋的，都用暖暖的眼神看着他，好像他是大家的儿子。他的心里，也暖暖的。

买了10斤鸡蛋。母亲拉着他在超市的休息椅坐着，说，我们在这里等一小时。他惊讶地问，一小时?母亲点点头说，下趟12路车回来，还得一小时。他觉得有着急的火苗在心里“噌”地蹿起，但还是忍了，用耐性将火苗熄灭。

母亲跟他东拉西扯，说起他上学时的一些事。一小时的时间，过得倒也不算太慢。

终于坐上12路。下了车，他拎着鸡蛋，嘘出一口气。母亲看起来格外高兴，扳着手指算，1斤鸡蛋省两毛钱，10斤鸡蛋省两块钱，来回的车费，两人省四块钱，加起来共省下六块钱。

他脑子里也迅速计算，从出门到现在，共用了四小时，四小时的时间，在公司里，他可以创造出上万元的价值。他在心里叹了一下。

快到家时，走过一个水果摊，母亲用六元钱买下一个大西瓜。

回到家，西瓜切开，露出鲜红的瓜瓤。他早就渴了，拿起一块，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西瓜甜极了，他吃得“呼噜呼噜”的，像小猪一样。

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吃水果了。一抬头，母亲正看着他，眼睛有些潮湿，脸上却是极大的满足与疼爱。他的心，像琴弦被拨动了一下。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

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又馋得很。他常常在傍晚，偷偷去捡别人吃剩的西瓜皮，拿到河水里冲一下，便贪婪地啃起来。母亲知道了，用了三个晚上编织草绳，又用编草绳挣的钱给他买西瓜，然后看着他小猪一样吃着。

他怔怔地看着母亲，将满嘴西瓜咽下。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母亲。艰难时，母亲靠着勤劳与节俭，供他上学，将他养大；富足时，勤俭作为母亲的生活方式，依然能带给她满足与幸福。而现在，富足的他却换不来时间陪母亲说一会话，母亲用这四个小时换来的，是与儿子共同相处的时光！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庆幸今天终于耐住性子陪母亲省下六元钱。这六元钱，跟自己在公司创造的上万元相比，是等价的。因为，许多时候，时间与金钱就该为爱而存在。

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40岁时有了我，我40岁时没了父亲。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蒙蒙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阎纲先生的《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开会遇到阎纲，我问先生：阎荷走的时候最后要没要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我哪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入地下。1924年，父亲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他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取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15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残后的剧痛留给我。

父亲达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是为子女起名。1955年，姐姐出生，名“丽伟”，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1958年，哥哥出生，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1963年，为我起名“卫宁”，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是鼓动姐姐上山下乡。1974年，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三是不让哥哥考大学。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当农民，心里踏实。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1978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记忆追溯到久远。4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一头浓密的黑发，蓝裤白衣，急急促促，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抱恨父亲把我弄丢，就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想把他的白领子蹭脏，但却不知不觉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一记就再也没有忘。父亲从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红衣裳。